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

说说“蜗居”

和之前对“潜伏”的评述一样,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评论剧集整体,第二部分评论剧中人物。

(1)
先说整体。

“蜗居”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

尽管广电总局以“低俗”,“炒作黄段子”之名把它禁掉了,实际上,蜗居背后的立意之深,探讨社会问题的诚意,是中国电视剧中少见的。

编剧六六,本身就是一个作家,有人文关怀,她的前作“双面胶”,也是在讲中国的地域文化差距。当然,蜗居的立意更加不凡。

剧中的主角海藻,海萍,名牌大学毕业,辛苦打拼,但在上海还是艰难立足;作为对比,剧中的高官宋思明,挥洒自如,谈笑间,房子,金钱不在话下。蜗居的难得之处,不但在于描写了这种阶级差异,贫富悬殊的现象,而且尝试给出解释。这些现象是怎样造成的。

剧中借宋思明之口,有大段大段关于房地产运作,资本运作的描写;另外,尽管海萍和苏淳是在社会中下层,但也是知识分子,也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能有深刻的理解。

按照中共的延安美学,文艺创作必须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当真正这类探讨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出现,反而象叶公好龙那样避之不及,也是讽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但就是禁区太多,否则优秀的题材数之不尽。

蜗居的第二点特色是非常贴近生活。一般来说,象这种高官包二奶的题材很容易走向哗众取宠的路线,但蜗居的取向非常平易近人。首先,这种官场的作品,视角不是从高官,而是从二奶和二奶的家庭出发,采用了一种以下朝上的角度,用草根的思维去看庙堂,观众的代入感会很强;其次,作为一部高官包二奶的戏,这种戏剧的两大不可避免的高潮:二奶生子,和大婆冲突;以及高官下马,都是在差不多最后一集才出现的,匆匆过场,作为交待,更说不上成为什么戏剧主线。这也说明了,“高官包二奶”只是一种包装而已,真正想探讨的是这种扩大中的阶级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2)
再说人物。

本来想评点剧中的人物,不过算了。

不过还是想评点一下剧中一位不大为人留意的人物,孙书记。

在剧的最后,张市长叫宋思明把对谢行长的处理意见叫给孙书记,“一定和他聊聊”,言下之意,是想探风,孙书记是否能饶了他们。

孙书记和宋思明有很长的对话,孙书记说的无非是老生常谈,“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滥用”之类,说教意味很强。我想,这段也应该是编导加上去的吧,但求能加分,过关。但肯定也是俞书记要求上海干部都看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电视剧中,凡是涉及官场的场景,都是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大楼作外景来拍摄的,我也真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这就好象,如果有一部要描述香港房地产的电视剧,凡是有涉及政府官员的场景,都放到中环政府合署或美利大厦的大堂来拍摄一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大概只有在丽的时代的电视剧才能做得到。

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

21.75亿和15亿

晚会刚刚结束,一些即时的感想。

有关地震的筹款募捐晚会,大概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今晚的筹款晚会一下就筹到21.75亿了。一个感想是,将来会怎样。我在08年的文章曾经分析,中国可能进入地震高峰期,类似这样的地震恐怕还是陆续有来的。

2008年的5.18筹款晚会,是第一次,当时很有震撼的感觉。我自己曾经看了三次,每次都流泪。当晚筹款到的15亿,恐怕背后更为真诚。

2008年的地震,因为损害真的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真有一种危难,国难当头的感觉,舞台上的感觉更为“真”一些,那种全国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非常强烈。

玉树地震,损害和伤亡都小很多,整个晚会“玩”的感觉多一些,政治统战和企业宣传的味道更浓一些。政治口号也多了很多。最后还来一首“歌唱祖国”。

一个细节。2008年黄光裕捐了5000千万,牌子立在全国观众前,但未能改变他的命运;今年日照钢铁也捐了5000千万,大概也是急于洗脱力拓案后的形象了。

曹氏父子以个人名义捐一亿,不知道什么来头,估计很快内地网络就开始大搜索了。

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中国人其实很强大的,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很强大。只要中国的政府做事规矩,不要乱来,就能凝聚这些力量,能做出很多事。

晚会想传达一种信念,中国是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是很优越的;远远大于想传递救灾信息的本身。

Well,这点,中宣部是做到了。

还是如前面说的,08年的晚会虽然钱比较少,但更为可观,因为是第一次,更为真诚,没有那么老练。

题外话,我一直疑惑,为什么达赖喇嘛一直没有出来讲话。在这场战役中,越迟出手越被动。在4.20晚会后,中国政府更占了政治优势,达赖一方的局面就更被动了。

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

中国应否预测地震?

这里说的地震预测是临震预测,象天气预报,台风预报那样,预言短期内会发生几级地震的那种,而不是长期性的地震风险评估。

应否预测地震,正反方面的观点都有,我是倾向反方的。两方面的观点都说一下,其中有些是我的想法,有些也不知道是那里看来的了。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地震预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又不能没有。就好像中国的信访机构,其存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又不可能废除。其存在意义完全是象征性和心理性的。

(1)
先说反方的。

地震预测的问题,在于难以标准化。

前面留言中,我用了中西医的例子,在这里再用这个例子。

地震预测和台风预测有什么不同?

第一,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发布了地震预报,那就要求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停顿,人员迁离,对经济的打击是灾难性的。更严重的是,如果地震在预报时间没有发生,也不能撤销,只能等下去。

第二,台风的形成和消散是一个可见的持续过程,可以随时修正。而地震的爆发,就在那几秒,错就错,对就对,没有任何的误差空间。

这也就决定了,地震预报的发放,必须慎之又慎。

和台风预测一样,地震预测发放,要害也在于一个“法定程序”的问题。由于对社会经济影响太大,一个法定程序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无法做到标准化,那么,法定程序就无从谈起。

标准化,牵涉到两个层面:第一,必须是可以复制的;第二,每一个环节都能分解。

好了,现在回到中西医的例子。

从临床经验来看,中医也许不比西医差;但因为中医无法标准化,所以,所有涉及到法定程序的东西,中医都无用武之地。

例如死因鉴定,只有西医才能建立某种病理和死因之间的关系,那种if and only if的关系,这在例如烟草官司之类的案件中,是很关键的;又例如,世卫组织对流行病疫情的通报和警级等,都必须一套程序。

中医尽管临床效果再好,但也无法成为法定的医疗程序,以目前而,只能是个人出于自愿,而采用的一种医疗方式。

同样,目前对于地震预测,中国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方法太多了,所以无法建立一个严谨的法定程序体系。

中国目前临震理论林林种种,有地应力理论,有地电磁力理论,有天旱理论,甚至动物异常观察理论等,有的效果还很好;但问题是,就是因为理论太多了,无法建立一种if and only if 的逻辑关系。对于地震预测来说,不但要求达到if即充要条件,还要达到only if,必要条件。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是排他性的。

而且,和中医不同,对地震预报的接纳,不能是以个人自愿为基础的,一定是整个社会的。

尽管曾有过海城地震,青龙地震那样的奇迹,但因为是无法复制的,所以也就没有借鉴的意义。

没有法定程序,那对地震预报的社会影响,责任等等就无法断定。反而会搞得人心惶惶。

我在前面文章说过,海城地震预报的奇迹,是毛远新的政治魄力,而且他是毛泽东的侄子,不怕承担责任。而且,这也只能在文革那样完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放在今天,哪怕专家估计的再肯定,恐怕也没有一个领导人敢发布那样的地震预报了。

由于地震发生的机理没有弄清楚,也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综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衡量,那还不如不要尝试去预报为好。

(2)
现在说正方的观点。

首先,中国文化中,就有“人定胜天”的传统,要在大自然面前完全放弃,是不大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在西方,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地震这类的天灾视之为“不可抗力”,是不会想去对抗的。而中国的理念是“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例如,中国的防洪工程,总会说到要抗“XX 年一遇”的水灾标准;而在西方就根本没有这些理念,对于真正的大洪水,都是通过疏散,保险等方式来解决的。

最经典的例子是黄河。几千年的治理,黄河已经成为了“天上悬河”,在中原地区,河床高出地面几十米。这是一种历史惯性的结果。不去治理,黄河必然泛滥;要去治理,黄河河床必然加高,将来治理的力度就需要更大。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人必然要和天斗,不斗,就连后路都没有了。

这种惯性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为了生存,必需要有一个强大而集权的政府。

黄河流经几千里,流经之处,都必须不断把堤坝垒高,这项工作,必须世世代代做下去,否则就会造成灾难。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做到。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没有小政府的思维,是一种生存的集体潜意识。

反过来,对于一个集权政府来说,这是它的“天命”,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这种职责,那离倒台也不远了。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来政府说,地震预报,尽管再不切实际,也是不可能放弃的。否则民众就会感到被抛弃了,被放弃了。这也是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在乎地震预报的原因。

2010年4月16日星期五

谭作人-3(完)

意犹未尽,还是想写。

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采用“避震”的方式;中国是唯一采用“抗震”方式的国家。

两者的分别在于,前者注重事先的防范;后者则直接和地震灾害对抗。

例如,在地震灾害也很严重的美国和日本,早就放弃了地震预测,重点在于加强建筑物的质量标准,以及制定各种条例。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设有地震预测机构,并且相信通过地震预测,可以减少灾害的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早已认定了,临震预报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中国政府的说法是,中国人口以农村为主,建筑结构以土木结构为主,全国全面提升建筑标准来抗震不符合国情。所以中国的抗震工作,必须靠预测。

但我现在想,中国政府的这种抗震思路,也许还有更多的深层次原因。 基本上,把防震工作建立在对地震的预测上,可以说是不靠谱的。中国政府这样做,和它的政治条件有关。

一个原因是,全面的建筑质量监察体系,以及法律责任的追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更倾向这种灾难发生后,才做补救的方式,因为可以把“体制的优越性”更加表露无疑。需要更强的政府资源,政治动员力,中央的权威就更有了说服力。

实行日,美式的方式,需要配套的是民主与法治;中国的方式,则是专权和权宜,制度和灾难应变方式相配相成。

我没有说那种方式是好,那种方式不好。美日的方式,经济代价也许太大;中国的方式,生命的代价更高,但人命在中国的价值没那么高。所以说不上那种就更优。只是尝试去明白,这些思路是怎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选择,为什么这些选择被选择了。

谭作人- 2

快两年了。

前面有关谭作人案文章写完的第二天凌晨,就发生了玉树地震。

如前面文章说的,作为一种政治决定和国家意志,中央选择了不对四川建筑质量问题作出追究和调查。中央的选择,有它的理由,前面文章已经说了。

但不禁会想,如果中央做了另一个选择,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会是怎样?

如果认真处理建筑质量问题,别的省份,尤其是和四川同在一个地震板块的青海,就更不敢掉以轻心。两年时间,亡羊补牢,是完全来得及的。最起码,为学校实施加固工程,在两年的时间内,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事。

政治,还是政治。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玉树地震的发生是一件好事,因为那里是藏区,而且是比较麻烦的藏区。这种天灾的发生,正好给了中央在当地大挽民心的机会,将来离心势力的影响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中央这次大派金钱是肯定的了。

从更广义的政治角度来说,任何的天灾和灾难,对于一个集权的中央来说,都是好事。更能营造出天恩浩荡的形象。更何况,频繁的自然灾害,本来就是集权政制的存在理由。欧洲天灾少,民主容易诞生和发展;中国天灾多,受海洋气候和大陆气候交替影响,也是世界上唯一位处两条地震带上的国家,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集权专制,这是民族的生存本能,这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从狭义的政治角度来说,完善建筑法规,追查工程质量责任,这是一个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老百姓看不到,不会太领情,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很难去体会。老百姓喜欢看到的,是领导人的悲情表演,营造出来的呼吸与共的气氛。人都喜欢崇拜英雄,崇拜权威,喜欢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央扮演这样的角色。

而对一个非民选的政府来说,它更需要政治资本,因为对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了民心,就会全输,人头落地;没有在下一次选举卷土重来的可能。所以它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点来说,中央只是在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剧本早就写好的。人们要的,是一个能挽救黎民于危难的中央;而不是一个能事先防范,事先预订权利责任,运用专业知识,满口术语的专业官僚型政府。 象日本那样,能靠专业和法治来对抗天灾,中国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央也不想选择这样的道路。剧场是固定的。观众需要这样的表演,表演者也能做这样的演出。

恐怕玉树地震的灾后发展,和汶川地震也是如出一辙了。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文强之死

文强之死,死在没有政治靠山。以他的情况,介乎在可死与不死之间,比他作恶更大,收钱更大的也大有人在,何况文强还立过很多功劳,足以判死缓了。

但文强已经被打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集团的旗帜人物,把他判死,就等于为这个集团盖了棺定了性,永远不能翻案了。人死不能不能复生,文强一死,他旗下大大小小的下马官员,也就再没有了翻身的可能。整个重庆打黑唱红才能告胜利。文强之死是最重要的一步。

从这点来说,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薄熙来要文强必死,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法大员,文强生前的细节,什么卡拉OK 唱歌,假画真伪,都成为法庭上的素材,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般来说,文强这样级别的干部,这些细节都不需要公布的,这是为了彻底把他打倒而做的舆论。为了确保必死,完全掌握,连异地审判这样的惯例也不顾了,一定要在重庆解决。

试看看,陈良宇案,能有多少细节公布出来?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

我在想,薄熙来对文强动了杀机,应该是在2008年以前。善弈者谋局布子,早在几十步前就想好了,而且不动声色,自己的意图前方百计隐藏;文强这样的粗人,自然不是老政治家的对手。如果他能早知道,以他的声势,拼个鱼死网破也不会是这个局面。在那个时候,薄熙来只是一个人,不可能和三万重庆警察为敌。

收拾文强一役,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什么是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能力。薄熙来是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应该深得了中国政治的真传了。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产权溢价

从两个观察说起。

观察1:十年前,在深圳东门一带,档次比较差的发廊,洗剪吹的价钱,大致在20元到30元之间;在今天,大概同样的价钱,在同样的地方,还是可以得到同样的服务。至于泵骨,按摩,其他种种,不但没有涨价,反而降低了。

观察2:在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我从来没有见到香港商铺常见的“业主加租,倒闭平卖”,“租约期满,跳楼甩卖”这样的标语。也就是说,在内地商铺的经营,租金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问题,根本没有什么题材可做。

十年间,深圳住宅楼价的升幅,大概是四到五倍;然而,楼价上涨对零售市场价格的影响,从没有香港那样显著。尽管没有数据,我可以知道,商业地产升值的幅度,远远比不上住宅市场。

理论上,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的供应来源是一样的,都是来自城市的地皮。两者的升幅,应该是同步的。按照一些我见到的数据,全国的地皮供应,城市可建设面积用地,就算考虑到城镇化的人口变化,也是完全可以应付需要的,甚至是有余的,不存在地皮紧张的问题。这和香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楼市,租房和购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市场,前者是买方市场,后者是卖方市场。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由于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从满足居住需要的角度来说,租房市场是真正反映出住房的价格。购房市场的价格高企,是由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推动的。

按照估值理论,一个房产的价值,是其未来租金收入贴现值的总和;然而,在中国,由于租金非常低廉(对比楼房价格),两者的差距非常惊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完全说不通的。这只能从社会制度,文化的原因去找解答。

也就是说,产权的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溢价。而这种溢价,是和居住需要本身没有关系的,我想,大致是三种原因造成的,当然,肯定还有其他:

第一,信息费用。在中国,有关收入分配的信息是相当不透明的。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他从事的行业就可以大致知道,现金流一目了然。而在中国,没有人是靠工资收入致富的,都是靠种种的灰色收入。由于社会变迁太快,很难有一个规范和完整的信用网络。

对于有了钱的人来说,购买房产和拥有房产,等于通过一个正当的方式,告诉别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可以大大节省这方面的信息费用。

第二,男女比例失衡。在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12:100,在婚姻市场上,房产是比较好的契约抵押品,男女比例失衡越大,对房产的需求就越大,增加了需求。当然,独生子女化加强了这个效应,等于把前两代的累积,化为一代的购买力,集中爆发。已经有经济学家建立了模型,男女比例和房产价格两者在统计学上有很强的关联性。

第三,中国法制不健全。对租户的保障很不足。这点我认识不深。但想来大致如此。香港法例对租户的保障很大,很大程度上令租务市场和售卖市场的价格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

回到文章前面的观察。上述的住宅市场产权溢价,都是一些心理和社会因素推动的。而在做生意的人来说,在商言商,不大会在乎这些。商铺是买来的也好,租来的也好,最重要的是能赚到钱。因此其价格反映的是确实的土地需要。

所以,中国商业地产的价格水平,一直能比较贴近现实经济的水平;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么多年以来,商业地产的价格变动,很少会影响到零售市场的价格,影响到民生。香港地少人多,租金价格会影响到零售价格;内地地皮供应充足,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实际上,如果上面说的产权溢价问题能解决,中国住宅的价格也应该更能回到真实经济的水平。

2010年4月13日星期二

谭作人

(1)
在有关川震的故事中,紫坪铺水库的故事带有一丝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却又意味深长。

话说紫坪铺水库在动工前,工可研中的地质报告评估,坝址附近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千年一遇,推荐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四川省地震厅一位退休的老专家得知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认为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十年一遇,人命关天,他大声疾呼。

四川省地震厅不同意他的判断,他只好上书中央,反复申辩。中央派人多次来调查,老专家一人舌战群儒,和整个地震厅的专家争辩。

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几年,个人怎能战胜集体呢?地震厅的集体结论是不可能推翻的。最后的地质报告,结论还是五千年一遇,紫坪铺水库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直到2008年汶川7.8级地震发生后,老专家才知道,在施工过程中,紫坪铺水库早已采用了八级抗震标准。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和整个体制抗争的那么多年中,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对的,他早就赢了,但又不能不和他争辩下去,因为体制不能自己否定自己。

这是带有一丝中国式荒谬的悲喜剧。增加一级抗震标准,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增加投入,但这不是工可研报告所认可的,那么,如何通过审计,验收,结算?总有一些人背后做了工作,承担了风险,在没有任何文件依据下,用灰色的规则,做了这样的事。这大概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也可以想象,有人偷偷做了这件好事,也必然是"国家机密" ,否则无以自圆其说。

这当然也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如果紫坪铺水库当时裂开,整个成都平原都会被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2)
回到原来的题目。

谭作人的被判刑,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无罪的。甚至是在做一件公义的事。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这里不去做价值的判断,只是想问,为什么发生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当局的考虑是什么?

无疑,对川震背后的豆腐渣建筑责任不作追究,不查责任,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且必然是在政治局会议级别层次才能做出的政治决定。

中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中央对豆腐渣并不是全不追究,在朱镕基时代,追究豆腐渣工程就搞得轰轰烈烈。然而,胡温两人这么多次去灾区,对有关的建筑责任从未发过任何言论,显然是刻意为之。

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央看来,川震过后的主要矛盾是重建,而不是追究责任;川震涉及的楼房太多,如果要做追究和调查,整个四川的政治焦点就会集中在追究责任,而不是重建。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调查机构,这两者都是政治的一部分。对四川省委来说,只能选取一样,不可能两者兼得,要追究,就不能重建;要重建,就不能追究。中央只能选取前者,因为重建得力能取得的政治资本,远远能大于追究责任所能得到的。现任中央已经不需要靠否定之前的领导层来取得政治资本了。一切都是通过精密的政治计算。

也因为川震涉及的建筑太多,受害者太多,不能开任何一个口子,否则,群情汹涌,就破坏了整个重建的政治部署。聚源中学,北川中学,映秀中学,都江堰中医院,在四川,没有一栋建筑物存在质量问题,这是政治的需要。

所以谭作人被抓了,应该说,被“专政”了;因为他不是以司法的名义走进牢房的。这是因为,既然不追究责任是中央已经定下的路线,作为地方政府,就不惜一切代价需要去维护。谭作人的行为如果不做阻止,不先下手为强,他的证据会越来越多,追随者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四川省委来说,局面也会越来越被动,早动手好过晚动手。

从行政的角度,大致可以理解谭作人案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推断,在四川重建取得所谓的阶段性成果之前,当局对这些川震调查者的镇压和专政,必然不会手软,有一个抓一个。这符合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思维逻辑。

(3)
好了,现在来做一些价值层次的评论和判断。这样做对吗?

很明显,这样做,是政治性的权宜考量,凌驾了一般性的公义原则。是否对错,我也没有看法。因为毕竟,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就是这样走来的。一切都是权宜性的考虑,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是抓到老鼠,达到目的。虽然有四项坚持,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原则性的坚持上,在世界所有政府中,弹性是最大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人诟病,但也开始很多人赞赏,谓之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能走的最优道路。

但是,时代毕竟在改变,在这些种种的政治计算中,很多参数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这有可能是当局在考量谭作人案中,所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一,在政治的天平上,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建,是否就是真的如此压倒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又是回到了中国经济改革中一直存在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两者必须互相迁就,而不是完全倾倒一方。

举个例子,北川中学的重建,美轮美奂,实际上根本就超出了当地灾区的需要。现在各个灾区的重建计划,也都是互相攀比,泡沫化。

从当地灾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减少一些重建的规模,少一些大而无当的建设,政绩工程,但能换来更多的公义,“给个说法”,是不是更能接受?

事实上,这也中国经济的老问题,一直以来,经济建设是压倒性的任务,所有其他方面都要让路,这种模式,本身就需要反思了。

第二,谭作人案的不合理处,人尽皆知,国人皆知,只要一点火花,又有可能成为爆炸性的事件。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于是,凡是和川震有关的民间行动,都成了政治高压线,高度敏感,全面管制。本来只是一个案件,但需要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必须投入越来越来多的行政资源,整个民间的生机也越来越受到压抑。

这也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老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耗用资源最多的舆论管制和言论管制体系。

但可惜的是,这种体制的存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于中国来说,早已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中央党校的言论比外面媒体言论还要大胆。中共自己早就不在乎什么共产主义了。

这种体制的存在,是因为象谭作人案这样行政层面的权衡考量,才得以日益庞大,日益膨胀的。这种行政层面的考量和权宜之策,却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后果;形而下决定了形而上,下位秩序取代了上位秩序,枪指挥了党,这无论任何,对一个国家在精神层面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一个谎言必须用更多谎言来掩盖。同样,一个行政上的扭曲,必须通过更多在社会,文化,公义上的扭曲才能维持下去。这样无节制无制衡的蔓延下去,结果就是文化,社会,精神层面的发展全面拖累,成为附带受害者,很不值得。

而当回到原点,又会发现,引致这一切问题产生的起点,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如谭作人案也可能是毫无意义一样。但当庞大的体制发展了,惯性就会成为存在的理由。在很多年之内,在中国,“川震调查”很可能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禁区,但恐怕大家都会忘了,最初为什么会演变如此。

所以,从价值层面来说,谭作人案这样的案子,将来应该必须日益减少。最好的结果是,谭作人出来以后,整个政治气候和行政思路改变,他也能得到赞助,继续他的川震调查。

2010年4月12日星期一

深海

“潜伏”主题曲—深海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温暖若侈在你心里
愿用一生祝愿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无论谁能听见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
(1)
潜伏最后一集,余则成在台北和晚秋在一起,在他们的结婚证书面前,留下了泪水。这一幕,看得难以忘怀,有很多感想。

先说戏本身。

“潜伏”无疑是杰作,感人至深,剧力万钧。它的成功,也印证了,出色的电视剧的灵魂是编剧和故事。

和它同期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相比,高下立判。两部戏差不多同时制作,同时期播出,一样的国共斗争题材,一样的主角,都是孙红雷。“人间”是精心力作,画面华丽,不惜工本,动辄千军万马大场面;而“潜伏”是在“人间”开拍前孙红雷刚好有档期,六十天内赶工制作的。然而,“人间”可以说是骄揉作做,我看一集都很困难;“潜伏”三十集,我可以连看两遍。

“潜伏”的编剧是电影学院编剧系的系主任,大师出手,绝对不凡。当然,作为电视剧来说,配乐也很出色,包括主题曲“深海”,把戏中的震撼力量加强了。

潜伏中的历史背景,是专家级的,尤为难得的是,剧中对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只是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然而识货之人,自然知道非同小可。

举几个例子。

剧中一开始,余则成在南京汪伪政府潜伏,要取得掩护,上峰说可以用李世群的名字。寥寥数语,道尽了当时汪伪政府的派别,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

又例如,余则成的女友左蓝,后来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投向中共了,向上司询问,上司问,“你是边保还是社保的?”一个简单的问题,说明编剧对中共历史的考证,已经达到专家水平,对观众也是要求如此。这样严谨的戏,简直是一种享受。

当时中共情报系统分边区保卫部和社会保卫部两大系统,左蓝和余则成分属两个系统,所以互相无法得知。这样背景,戏中也再未作交代。类似这样的细节,而又不做渲染的地方,比比皆是。

(2)
潜伏中人物,个个出彩。评价一下。

戴笠

戴笠在戏中的形象,简直可以用“英气逼人”来形容。真的把他演活了。他的眼睛光芒四射,一股气场迎面逼来。

我自己一直认为,没有戴笠的悴死,国民党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整体而言,潜伏中的军统特务看起来都非常精干,形象非常正面,专业,穿全黑的中山装非常有型;而中共地下党形象都很猥琐,都是肥头大耳的掌柜,无任何特出之处。在剧的后来,“组织”明明知道余则成老婆翠平的下落,还要说不知道,安排另一个女人晚秋来做余则成的老婆,好让他安心在台湾潜伏,可以说是相当卑劣的行为。

吴敬中

吴站长是老大哥,对余则成是衷心喜爱,衷心信任。剧中到最后,其实也大概知道余是中共,但已经不大在乎了,刻画得非常深刻。吴敬中的经典话语很多,“人比鬼还鬼”,“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政治”等。

马奎,陆桥山,谢若林

这几个也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李涯

“我运即国运”,这是他说的话。李涯可以说得上是精忠报国,一心为党国;也是唯一能从延安活下来的特务。他处处碰壁,无以得志,正好印证了上面那句话。

翠平

太佩服翠平的扮演者姚晨了。一个上海姑娘,能把一个河北来的游击队长演活,从开头的令人可憎,到后来的可爱,角色的变换叹为观止,最重要的是,把女人的心理,女人的角色演活了。开头的时候,觉得余则成和她的结合,两个人的差距如此巨大,会是一个悲剧;到了后来,看到他们的分开,从此天涯海角,有一种令人落泪的感觉。整个戏的发展非常自然,丝丝入扣。

余则成

孙红雷专门擅演这类半黑半红,外表傻气,内心深沉的角色。余则成一角,天生就是为他写的。有时会觉得,他在戏里演得太过了,但这个角色非常难,余则成本身也是在演戏,也就如此了。

回到现实,如果余则成真的如戏中到台湾继续潜伏,生存的机会不高的。台湾后来的防谍抓得很严,也很成功,连台湾省委书记也被抓了;国防部中将吴石也被抓枪毙,估计余也很难继续潜伏下去。就算能够,也是在台湾终老,以他的身份,不可能在88年后回内地,怎样也是悲惨的一生。

2010年4月6日星期二

有关google.cn

老麦的分析很精辟。作为一个google 专家,他的分析比市面上所见到的都要好。也提到第四第五代的问题,google成为牺牲品,很难得。

我在老麦那里也留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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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

互联网文化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西方的互联网文化适应西方文化,中国的互联网文化适应中国文化,两者是不相容的异体。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只有本土企业才能发展和壮大。阿里巴巴设政委不是开玩笑的。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潜力再大,也和外国企业没什么关系。这点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的。

也就是说,google是无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它的离开,是迟早的问题。只是在于时机的选择。是注定了的。

所以李开复很厉害,在一年多以前就料到这一点了。当然,如果看过吴士宏的逆风飞扬,就会知道为什么在1999年,她就要从微软中国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