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

以前曾经写过，中国足球的历史，刚好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最好标本，折射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所有问题，所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矛盾，都能找到对应的影子。（该文于06年写的，是当时看完世界杯的一些感想，已删。）

文中写道，以中共的执政能力，中国足球搞成这样，也真是怪事。世界上最庞大球迷群体，潜力最大市场，足球成绩却是一踏糊涂，羞于见人。不过，当时06年文章也写到，对于中共来说，奥运是集中全力要做的事，无暇顾及足球。奥运过后，如果中共要抓足球，中国足球一定改观。

对于中共这种需要合法化自己执政基础的政府来说，必须不断进行所谓民心工程，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民心的来源之一当然是经济发展成果，但另外一个本小利大，回报率更高的项目就是体育运动。以成本计，一枚奥运金牌大概要花两亿，但从提高民心的角度来说，比什么四万亿要便宜太多；收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难以预计。

政治性体育项目，只有两项，一个是奥运，一个是足球。

无疑，因为是举国体制，牵涉整个政治局势，在中国的体制下，不可能两者兼得，只能保一个。中国足球的腐败和黑暗，人所皆知，只能以政治运动暴风骤雨的方式来整顿；而在奥运前不可能做大动作，否则伤筋动骨，影响稳定，影响奥运部署。

08年奥运已经圆满成功，再抓奥运的边际回报已经不高，中国的奥运工程可以告一段落了，体育重点应该转到足球上来了。这是很合理的逻辑。

事后看来，整个领导人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奥运过后，胡锦涛就表示“要把足球搞好”，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习近平在访问德国的时候，突然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中国足球让人失望”；刘延东在青岛专门召开足球会议，要“以科学发展观来做好足球工作”。领导人表了态，尽管看起来轻描淡写，但背后的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的问题，但只要最高层下了决心，这些就不是问题。这当然也是只有专制的政权才做得到。

一声令下，2010年一月内，中国足球界的领导层和巨头已经全部被抓起来，公安部进驻足协，以延安整风的方式，人人要过关。

领导人下了决心，以最大的政治意志，以血腥的方式，中国足球要推倒重来。问题是，推倒后以后会怎样呢？

我见到有一些评论，分析得很精辟。奥运项目，中国用的举国体制，大兵团作战，充分体现了非民主国家计划经济的优势，所以全世界无人能敌；但现在全球足坛都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而且已经非常完善成熟，如果中国的足球还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能否打赢呢？

我想，未来几年，中国足球的发展，无疑将是很引人入胜的。中国足球的整顿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冲出国门，变成一流队伍，将是理念之争，制度之争，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威望已经押了下去了，成为了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役。

拭目以待2014年的成绩。如果能在亚洲小组赛踢赢日本，那政治上意义可能比奥运金牌第一还要大。

南京八年沦陷史

正在看的书，分上下两册。

最近看书速度很慢了。一个礼拜只看了上册。工作很忙很累，每晚大概只看书一小时。

这本书很好，资料很齐全，八股文字也少，有一些是免不了的。关键是材料要丰富，数据要足。看这本书，满足了我的历史癖。

比较新鲜的是日本对华政策，一直在变。

汪精卫政权的高层原来都是共产党转过来。周佛海是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李士群也是，丁村默（就是色戒里的梁朝伟）当过湖南的一个地委书记。真是有意思。

以前看过日本人在1942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史，是日本国势最强的时候写的，描写满洲建国的艰辛，仿如一伟大的事业。

是的，满洲建设的确很成功，单单能把抗联消灭，关外再无任何抗日武装力量，就很了不起了。更不要说，还能把东北建成亚洲最大的工业基地。

问题是，日本在关外能做到的，为什么在关内做不到？

“南京八年沦陷史”的资料也说明，日本在南京八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建设，财政费用都做行政费用了。

经济上，日本在关外很成功，但在关内，在华中，华北就很失败了。

还有一个感想就是，当时太便宜日本人了。竟然就这样放过他们了，让他们回去，国民党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都懂得占了东北以后，把日本人留下做苦工，生产军火；国民党竟然把他们都放了，更不要说杀多少人。这只能从国民党高层的倾日感情来解释。

读党史

理解中国国情当然很重要，也是现在很多人想要去做的。

但我想，理解中国国情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大多数人忽略的，也是不愿意为之的，就是读中共党史。

问你，中共一大到七大，每次的会议是在那里开的，参加者有谁，会议的决议是什么，从一大到七大，中共的政治路线出现了怎样的转变？

恐怕大多数人都答不出来。然而，这却是了解中共党史最基本的东西了。

举一个例子，中国当今最红的经济学家朗咸平，每次出场演讲会收费不下六位数字，他自己原来是台北街头的小混混，后来考入华顿商学院，他自己说，为了在中国发展，他曾痛下苦功，研究党史，已达到专家水平。

朗咸平的言论非常惹火，他可以痛骂内地政府，揭露无数的黑幕，到处打官司，得罪权贵，然而从来不会出事，因为他对国情，对中共了解非常深的缘故。

所谓党史，指的是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九期间这段中共的历史，之后的中共执政史，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中共和苏共，以及其他的共产党有很大不同。苏共是靠冬宫的炮声一下搞定，建政过程中没有经过多大波折，也可以说没有经过多大考验。至于其他的共产政权，都是外来力量为主导的；就算是古巴，卡斯特罗打江山的过程也可以说得上是轻易至极。

中共头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艰辛曲折的，饱受了最大的考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最大的精神财富，不会轻易放弃。同样的，它早期受到的考验越大，也就能让它的生命力越强，越不可能出现向苏共和其他共产政权那样轰然而倒的局面。

这就决定了，对中共的领导人来说，不管是现任的，还是将来的，面临大政时，必然是去参考以往党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越能熟悉党史，就越能理解和推断中共政策变化的轨迹；很多中国的特有现象也就看起来不那么神秘了。

李庄案

如此看来，李庄案应该是一宗冤案了。整个司法程序错漏百出，重庆官方造谣，伪造证据证供，连当局自己也掩盖不了。

这宗案种种枝节横生，出乎意料，背景就不介绍了。

我的感慨是，共产党只要下了决心，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不问手段，只管目的。去年保八如此，重庆打黑也如此。

试想一下，重庆的人口和面积等于一个中等国家，这样规模的地方，如果司法和警察体系完全腐坏，当局想要整顿，起码也要三五年的时间。因为首先，最高当局要下决心；其次，当局的举动会让原来的司法警察体系彻底崩溃；最后，还是要靠这个崩溃后的体系来收拾残局。

这大概就是重庆发生的事，而薄熙来是想要在半年内做完。真的是所谓的雷霆办案，轰轰烈烈。

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起码还关着两千多个官员，都还没有走向司法程序，也肯定有很多部分是冤枉的。

如果李庄案能造成冲击，那很多涉黑案就能翻案，在高层看来，整个战役就会前功尽弃。

八十年代初，社会治安局势极端恶劣，当局推行严打，要求从重从快判决。内部的原则是，哪怕是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冤枉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大概这也是现在薄熙来的思维方式吧。

其中的价值取向难以去衡量判断。不过很明显，薄熙来的处理方式的确充分展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让人见识了什么是大手笔。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点应该是很重要吧。

还记得，当年薄熙来用铁碗，出动公安通缉令，没收仰融在华晨的股份，华顿大学的金融产业学博士朗咸平大肆评击，说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在海外的资产都会受到牵连。朗咸平看中国的事很准，唯独是这件事看错了。从法理，产权，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他都说得很对。但从政治意义来说，则完全不是那回事。结果薄熙来官升一级，仰融现在也要回来，重返中国市场。

当然，还是回到老问题。重庆治黑，靠的不是制度，而是靠薄熙来这样的强人政治手段。

从逻辑上来说，问题的解决，只有两种方式。第一，靠完善的法治；或者，第二，靠不断能涌现的出色政治家来解决问题。而两者是不能兼容的。

当然，从来对中共来说，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后者，如毛主席说得，干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不是去想批评。既然法治在中国无法做到，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只能是去加强人治，因为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能去等完美的方案掉下来。起码在重庆打黑这个问题上，看来是这样。完整的法治建设起码要十年时间，重庆等不起十年；连司法局长都是黑社会，再等十年，整个体制就会彻底腐烂了，如中美洲国家，连自我净化的能力都失去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法庭结论陈词时，“全国十佳检察官”的重庆主控官说李庄在重庆办案期间，住五六千元的酒店房间，每晚嫖娼；但却又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也和案情无关。

李庄则说，他希望将来最高法院能单独为他一个人出具司法解释。一个形而下，一个形而上，这番言论，很有刘晓波的味道，可惜很多人忽略了。

秦岭

我坐在火车头上。

午夜的风，从远方的隧道穿越而来，带来塞外的气息。

秦岭火车，司机必须有A 类执照，由铁道部副部长签发，月薪一万二。

我问，“老李，那你害怕吗？”

秦岭秦岭秦岭，满天的星夜飘过，蜿蜒的路轨，暗夜中闪起钢花。

“我把老命也赌上了。”老李回答我。

高压电缆框架，以五十米的间距掠过，层层叠叠，火车如同穿越一个巨大无比的囚笼。

于是，秦岭就在身后远去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李。

阿凡达

（1）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对白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上有宝藏，所以他们就要被消灭（大意）。有些动容。

有评论说阿凡达剧情老套，那纯粹是从情节上来说的。背后的立意高远，对人类和发展的反思，是很少见的。

西方历史上的表现，比起剧中当然残暴得多。例如对于中国，长期贸易逆差，就用暴力军事手段，推销鸦片。香港读的西史，说是为了自由贸易，又说中国没有文明，没有法治，颠倒黑白之至。

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对印地安人的军事打击，陆军部就是为了这个才成立的。印加帝国几百万人，一下就被消灭了，何曾追究？

象阿凡达那样，西方人反过来站在受压迫的一方，对抗自己的国家，在几百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阿凡达只是童话而已。

（2）
阿凡达的上影，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微妙的时机。

香港就不用说了，因为菜园村的缘故。

内地，则是反拆迁已成热潮。照道理，阿凡达的题材如此敏感，是应该禁止上演的。但反拆迁的风潮来得如此之烈，审批的广电局也应该是当初没有意料到的。

留意到两则新闻，一个原来专门搞拆迁的拆迁队长，已经暴富；在一个小姑娘网上发贴聘请钉子户帮她看家后，前来应征。这位前拆迁队长，和另一位来义助的律师一起，两人一文一武，和拆迁队周旋。过程之艰辛，连雇主小姑娘都看不下去了，已经完全体会到了成都唐福珍汽油自焚前的心情，想要放弃了，他们还坚持下去。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已经退休的信访局长，之前的工作就是截止上访，但在面临自家的房子被拆迁，亲属受到迫害的时候，也终于走上了上访之路，带领他的村民，要讨回公道，成为一个“超级上访者”，和他原来的老部下周旋，斗智斗力。

暖人心的故事。这都反倒有些“阿凡达”的味道。

中国的暴力发展拆迁史，在今年必然会改变了。这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