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蜗居”

和之前对“潜伏”的评述一样，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评论剧集整体，第二部分评论剧中人物。

（1）
先说整体。

“蜗居”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

尽管广电总局以“低俗”，“炒作黄段子”之名把它禁掉了，实际上，蜗居背后的立意之深，探讨社会问题的诚意，是中国电视剧中少见的。

编剧六六，本身就是一个作家，有人文关怀，她的前作“双面胶”，也是在讲中国的地域文化差距。当然，蜗居的立意更加不凡。

剧中的主角海藻，海萍，名牌大学毕业，辛苦打拼，但在上海还是艰难立足；作为对比，剧中的高官宋思明，挥洒自如，谈笑间，房子，金钱不在话下。蜗居的难得之处，不但在于描写了这种阶级差异，贫富悬殊的现象，而且尝试给出解释。这些现象是怎样造成的。

剧中借宋思明之口，有大段大段关于房地产运作，资本运作的描写；另外，尽管海萍和苏淳是在社会中下层，但也是知识分子，也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能有深刻的理解。

按照中共的延安美学，文艺创作必须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当真正这类探讨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出现，反而象叶公好龙那样避之不及，也是讽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但就是禁区太多，否则优秀的题材数之不尽。

蜗居的第二点特色是非常贴近生活。一般来说，象这种高官包二奶的题材很容易走向哗众取宠的路线，但蜗居的取向非常平易近人。首先，这种官场的作品，视角不是从高官，而是从二奶和二奶的家庭出发，采用了一种以下朝上的角度，用草根的思维去看庙堂，观众的代入感会很强；其次，作为一部高官包二奶的戏，这种戏剧的两大不可避免的高潮：二奶生子，和大婆冲突；以及高官下马，都是在差不多最后一集才出现的，匆匆过场，作为交待，更说不上成为什么戏剧主线。这也说明了，“高官包二奶”只是一种包装而已，真正想探讨的是这种扩大中的阶级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2）
再说人物。

本来想评点剧中的人物，不过算了。

不过还是想评点一下剧中一位不大为人留意的人物，孙书记。

在剧的最后，张市长叫宋思明把对谢行长的处理意见叫给孙书记，“一定和他聊聊”，言下之意，是想探风，孙书记是否能饶了他们。

孙书记和宋思明有很长的对话，孙书记说的无非是老生常谈，“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滥用”之类，说教意味很强。我想，这段也应该是编导加上去的吧，但求能加分，过关。但肯定也是俞书记要求上海干部都看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电视剧中，凡是涉及官场的场景，都是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大楼作外景来拍摄的，我也真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这就好象，如果有一部要描述香港房地产的电视剧，凡是有涉及政府官员的场景，都放到中环政府合署或美利大厦的大堂来拍摄一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大概只有在丽的时代的电视剧才能做得到。

21.75亿和15亿

晚会刚刚结束，一些即时的感想。

有关地震的筹款募捐晚会，大概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今晚的筹款晚会一下就筹到21.75亿了。一个感想是，将来会怎样。我在08年的文章曾经分析，中国可能进入地震高峰期，类似这样的地震恐怕还是陆续有来的。

2008年的5.18筹款晚会，是第一次，当时很有震撼的感觉。我自己曾经看了三次，每次都流泪。当晚筹款到的15亿，恐怕背后更为真诚。

2008年的地震，因为损害真的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真有一种危难，国难当头的感觉，舞台上的感觉更为“真”一些，那种全国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非常强烈。

玉树地震，损害和伤亡都小很多，整个晚会“玩”的感觉多一些，政治统战和企业宣传的味道更浓一些。政治口号也多了很多。最后还来一首“歌唱祖国”。

一个细节。2008年黄光裕捐了5000千万，牌子立在全国观众前，但未能改变他的命运；今年日照钢铁也捐了5000千万，大概也是急于洗脱力拓案后的形象了。

曹氏父子以个人名义捐一亿，不知道什么来头，估计很快内地网络就开始大搜索了。

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中国人其实很强大的，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很强大。只要中国的政府做事规矩，不要乱来，就能凝聚这些力量，能做出很多事。

晚会想传达一种信念，中国是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是很优越的；远远大于想传递救灾信息的本身。

Well，这点，中宣部是做到了。

还是如前面说的，08年的晚会虽然钱比较少，但更为可观，因为是第一次，更为真诚，没有那么老练。

题外话，我一直疑惑，为什么达赖喇嘛一直没有出来讲话。在这场战役中，越迟出手越被动。在4.20晚会后，中国政府更占了政治优势，达赖一方的局面就更被动了。

中国应否预测地震？

这里说的地震预测是临震预测，象天气预报，台风预报那样，预言短期内会发生几级地震的那种，而不是长期性的地震风险评估。

应否预测地震，正反方面的观点都有，我是倾向反方的。两方面的观点都说一下，其中有些是我的想法，有些也不知道是那里看来的了。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地震预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又不能没有。就好像中国的信访机构，其存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又不可能废除。其存在意义完全是象征性和心理性的。

（1）
先说反方的。

地震预测的问题，在于难以标准化。

前面留言中，我用了中西医的例子，在这里再用这个例子。

地震预测和台风预测有什么不同？

第一，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发布了地震预报，那就要求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停顿，人员迁离，对经济的打击是灾难性的。更严重的是，如果地震在预报时间没有发生，也不能撤销，只能等下去。

第二，台风的形成和消散是一个可见的持续过程，可以随时修正。而地震的爆发，就在那几秒，错就错，对就对，没有任何的误差空间。

这也就决定了，地震预报的发放，必须慎之又慎。

和台风预测一样，地震预测发放，要害也在于一个“法定程序”的问题。由于对社会经济影响太大，一个法定程序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无法做到标准化，那么，法定程序就无从谈起。

标准化，牵涉到两个层面：第一，必须是可以复制的；第二，每一个环节都能分解。

好了，现在回到中西医的例子。

从临床经验来看，中医也许不比西医差；但因为中医无法标准化，所以，所有涉及到法定程序的东西，中医都无用武之地。

例如死因鉴定，只有西医才能建立某种病理和死因之间的关系，那种if and only if的关系，这在例如烟草官司之类的案件中，是很关键的；又例如，世卫组织对流行病疫情的通报和警级等，都必须一套程序。

中医尽管临床效果再好，但也无法成为法定的医疗程序，以目前而，只能是个人出于自愿，而采用的一种医疗方式。

同样，目前对于地震预测，中国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方法太多了，所以无法建立一个严谨的法定程序体系。

中国目前临震理论林林种种，有地应力理论，有地电磁力理论，有天旱理论，甚至动物异常观察理论等，有的效果还很好；但问题是，就是因为理论太多了，无法建立一种if and only if 的逻辑关系。对于地震预测来说，不但要求达到if即充要条件，还要达到only if，必要条件。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是排他性的。

而且，和中医不同，对地震预报的接纳，不能是以个人自愿为基础的，一定是整个社会的。

尽管曾有过海城地震，青龙地震那样的奇迹，但因为是无法复制的，所以也就没有借鉴的意义。

没有法定程序，那对地震预报的社会影响，责任等等就无法断定。反而会搞得人心惶惶。

我在前面文章说过，海城地震预报的奇迹，是毛远新的政治魄力，而且他是毛泽东的侄子，不怕承担责任。而且，这也只能在文革那样完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放在今天，哪怕专家估计的再肯定，恐怕也没有一个领导人敢发布那样的地震预报了。

由于地震发生的机理没有弄清楚，也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综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衡量，那还不如不要尝试去预报为好。

（2）
现在说正方的观点。

首先，中国文化中，就有“人定胜天”的传统，要在大自然面前完全放弃，是不大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在西方，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地震这类的天灾视之为“不可抗力”，是不会想去对抗的。而中国的理念是“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例如，中国的防洪工程，总会说到要抗“XX 年一遇”的水灾标准；而在西方就根本没有这些理念，对于真正的大洪水，都是通过疏散，保险等方式来解决的。

最经典的例子是黄河。几千年的治理，黄河已经成为了“天上悬河”，在中原地区，河床高出地面几十米。这是一种历史惯性的结果。不去治理，黄河必然泛滥；要去治理，黄河河床必然加高，将来治理的力度就需要更大。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人必然要和天斗，不斗，就连后路都没有了。

这种惯性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为了生存，必需要有一个强大而集权的政府。

黄河流经几千里，流经之处，都必须不断把堤坝垒高，这项工作，必须世世代代做下去，否则就会造成灾难。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做到。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没有小政府的思维，是一种生存的集体潜意识。

反过来，对于一个集权政府来说，这是它的“天命”，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这种职责，那离倒台也不远了。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来政府说，地震预报，尽管再不切实际，也是不可能放弃的。否则民众就会感到被抛弃了，被放弃了。这也是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在乎地震预报的原因。

谭作人-3（完）

意犹未尽，还是想写。

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采用“避震”的方式；中国是唯一采用“抗震”方式的国家。

两者的分别在于，前者注重事先的防范；后者则直接和地震灾害对抗。

例如，在地震灾害也很严重的美国和日本，早就放弃了地震预测，重点在于加强建筑物的质量标准，以及制定各种条例。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设有地震预测机构，并且相信通过地震预测，可以减少灾害的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早已认定了，临震预报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中国政府的说法是，中国人口以农村为主，建筑结构以土木结构为主，全国全面提升建筑标准来抗震不符合国情。所以中国的抗震工作，必须靠预测。

但我现在想，中国政府的这种抗震思路，也许还有更多的深层次原因。 基本上，把防震工作建立在对地震的预测上，可以说是不靠谱的。中国政府这样做，和它的政治条件有关。

一个原因是，全面的建筑质量监察体系，以及法律责任的追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更倾向这种灾难发生后，才做补救的方式，因为可以把“体制的优越性”更加表露无疑。需要更强的政府资源，政治动员力，中央的权威就更有了说服力。

实行日，美式的方式，需要配套的是民主与法治；中国的方式，则是专权和权宜，制度和灾难应变方式相配相成。

我没有说那种方式是好，那种方式不好。美日的方式，经济代价也许太大；中国的方式，生命的代价更高，但人命在中国的价值没那么高。所以说不上那种就更优。只是尝试去明白，这些思路是怎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选择，为什么这些选择被选择了。

谭作人- 2

快两年了。

前面有关谭作人案文章写完的第二天凌晨，就发生了玉树地震。

如前面文章说的，作为一种政治决定和国家意志，中央选择了不对四川建筑质量问题作出追究和调查。中央的选择，有它的理由，前面文章已经说了。

但不禁会想，如果中央做了另一个选择，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会是怎样？

如果认真处理建筑质量问题，别的省份，尤其是和四川同在一个地震板块的青海，就更不敢掉以轻心。两年时间，亡羊补牢，是完全来得及的。最起码，为学校实施加固工程，在两年的时间内，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事。

政治，还是政治。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玉树地震的发生是一件好事，因为那里是藏区，而且是比较麻烦的藏区。这种天灾的发生，正好给了中央在当地大挽民心的机会，将来离心势力的影响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中央这次大派金钱是肯定的了。

从更广义的政治角度来说，任何的天灾和灾难，对于一个集权的中央来说，都是好事。更能营造出天恩浩荡的形象。更何况，频繁的自然灾害，本来就是集权政制的存在理由。欧洲天灾少，民主容易诞生和发展；中国天灾多，受海洋气候和大陆气候交替影响，也是世界上唯一位处两条地震带上的国家，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集权专制，这是民族的生存本能，这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从狭义的政治角度来说，完善建筑法规，追查工程质量责任，这是一个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老百姓看不到，不会太领情，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很难去体会。老百姓喜欢看到的，是领导人的悲情表演，营造出来的呼吸与共的气氛。人都喜欢崇拜英雄，崇拜权威，喜欢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央扮演这样的角色。

而对一个非民选的政府来说，它更需要政治资本，因为对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了民心，就会全输，人头落地；没有在下一次选举卷土重来的可能。所以它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点来说，中央只是在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剧本早就写好的。人们要的，是一个能挽救黎民于危难的中央；而不是一个能事先防范，事先预订权利责任，运用专业知识，满口术语的专业官僚型政府。 象日本那样，能靠专业和法治来对抗天灾，中国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央也不想选择这样的道路。剧场是固定的。观众需要这样的表演，表演者也能做这样的演出。

恐怕玉树地震的灾后发展，和汶川地震也是如出一辙了。

文强之死

文强之死，死在没有政治靠山。以他的情况，介乎在可死与不死之间，比他作恶更大，收钱更大的也大有人在，何况文强还立过很多功劳，足以判死缓了。

但文强已经被打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集团的旗帜人物，把他判死，就等于为这个集团盖了棺定了性，永远不能翻案了。人死不能不能复生，文强一死，他旗下大大小小的下马官员，也就再没有了翻身的可能。整个重庆打黑唱红才能告胜利。文强之死是最重要的一步。

从这点来说，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薄熙来要文强必死，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法大员，文强生前的细节，什么卡拉OK 唱歌，假画真伪，都成为法庭上的素材，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般来说，文强这样级别的干部，这些细节都不需要公布的，这是为了彻底把他打倒而做的舆论。为了确保必死，完全掌握，连异地审判这样的惯例也不顾了，一定要在重庆解决。

试看看，陈良宇案，能有多少细节公布出来？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

我在想，薄熙来对文强动了杀机，应该是在2008年以前。善弈者谋局布子，早在几十步前就想好了，而且不动声色，自己的意图前方百计隐藏；文强这样的粗人，自然不是老政治家的对手。如果他能早知道，以他的声势，拼个鱼死网破也不会是这个局面。在那个时候，薄熙来只是一个人，不可能和三万重庆警察为敌。

收拾文强一役，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什么是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能力。薄熙来是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应该深得了中国政治的真传了。

产权溢价

从两个观察说起。

观察1：十年前，在深圳东门一带，档次比较差的发廊，洗剪吹的价钱，大致在20元到30元之间；在今天，大概同样的价钱，在同样的地方，还是可以得到同样的服务。至于泵骨，按摩，其他种种，不但没有涨价，反而降低了。

观察2：在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我从来没有见到香港商铺常见的“业主加租，倒闭平卖”，“租约期满，跳楼甩卖”这样的标语。也就是说，在内地商铺的经营，租金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问题，根本没有什么题材可做。

十年间，深圳住宅楼价的升幅，大概是四到五倍；然而，楼价上涨对零售市场价格的影响，从没有香港那样显著。尽管没有数据，我可以知道，商业地产升值的幅度，远远比不上住宅市场。

理论上，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的供应来源是一样的，都是来自城市的地皮。两者的升幅，应该是同步的。按照一些我见到的数据，全国的地皮供应，城市可建设面积用地，就算考虑到城镇化的人口变化，也是完全可以应付需要的，甚至是有余的，不存在地皮紧张的问题。这和香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楼市，租房和购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市场，前者是买方市场，后者是卖方市场。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由于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从满足居住需要的角度来说，租房市场是真正反映出住房的价格。购房市场的价格高企，是由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推动的。

按照估值理论，一个房产的价值，是其未来租金收入贴现值的总和；然而，在中国，由于租金非常低廉（对比楼房价格），两者的差距非常惊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完全说不通的。这只能从社会制度，文化的原因去找解答。

也就是说，产权的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溢价。而这种溢价，是和居住需要本身没有关系的，我想，大致是三种原因造成的，当然，肯定还有其他：

第一，信息费用。在中国，有关收入分配的信息是相当不透明的。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他从事的行业就可以大致知道，现金流一目了然。而在中国，没有人是靠工资收入致富的，都是靠种种的灰色收入。由于社会变迁太快，很难有一个规范和完整的信用网络。

对于有了钱的人来说，购买房产和拥有房产，等于通过一个正当的方式，告诉别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可以大大节省这方面的信息费用。

第二，男女比例失衡。在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12：100，在婚姻市场上，房产是比较好的契约抵押品，男女比例失衡越大，对房产的需求就越大，增加了需求。当然，独生子女化加强了这个效应，等于把前两代的累积，化为一代的购买力，集中爆发。已经有经济学家建立了模型，男女比例和房产价格两者在统计学上有很强的关联性。

第三，中国法制不健全。对租户的保障很不足。这点我认识不深。但想来大致如此。香港法例对租户的保障很大，很大程度上令租务市场和售卖市场的价格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

回到文章前面的观察。上述的住宅市场产权溢价，都是一些心理和社会因素推动的。而在做生意的人来说，在商言商，不大会在乎这些。商铺是买来的也好，租来的也好，最重要的是能赚到钱。因此其价格反映的是确实的土地需要。

所以，中国商业地产的价格水平，一直能比较贴近现实经济的水平；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么多年以来，商业地产的价格变动，很少会影响到零售市场的价格，影响到民生。香港地少人多，租金价格会影响到零售价格；内地地皮供应充足，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实际上，如果上面说的产权溢价问题能解决，中国住宅的价格也应该更能回到真实经济的水平。

谭作人

（1）
在有关川震的故事中，紫坪铺水库的故事带有一丝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却又意味深长。

话说紫坪铺水库在动工前，工可研中的地质报告评估，坝址附近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千年一遇，推荐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四川省地震厅一位退休的老专家得知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认为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十年一遇，人命关天，他大声疾呼。

四川省地震厅不同意他的判断，他只好上书中央，反复申辩。中央派人多次来调查，老专家一人舌战群儒，和整个地震厅的专家争辩。

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几年，个人怎能战胜集体呢？地震厅的集体结论是不可能推翻的。最后的地质报告，结论还是五千年一遇，紫坪铺水库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直到2008年汶川7.8级地震发生后，老专家才知道，在施工过程中，紫坪铺水库早已采用了八级抗震标准。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和整个体制抗争的那么多年中，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对的，他早就赢了，但又不能不和他争辩下去，因为体制不能自己否定自己。

这是带有一丝中国式荒谬的悲喜剧。增加一级抗震标准，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增加投入，但这不是工可研报告所认可的，那么，如何通过审计，验收，结算？总有一些人背后做了工作，承担了风险，在没有任何文件依据下，用灰色的规则，做了这样的事。这大概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也可以想象，有人偷偷做了这件好事，也必然是"国家机密" ，否则无以自圆其说。

这当然也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如果紫坪铺水库当时裂开，整个成都平原都会被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2）
回到原来的题目。

谭作人的被判刑，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无罪的。甚至是在做一件公义的事。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这里不去做价值的判断，只是想问，为什么发生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当局的考虑是什么？

无疑，对川震背后的豆腐渣建筑责任不作追究，不查责任，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且必然是在政治局会议级别层次才能做出的政治决定。

中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中央对豆腐渣并不是全不追究，在朱镕基时代，追究豆腐渣工程就搞得轰轰烈烈。然而，胡温两人这么多次去灾区，对有关的建筑责任从未发过任何言论，显然是刻意为之。

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央看来，川震过后的主要矛盾是重建，而不是追究责任；川震涉及的楼房太多，如果要做追究和调查，整个四川的政治焦点就会集中在追究责任，而不是重建。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调查机构，这两者都是政治的一部分。对四川省委来说，只能选取一样，不可能两者兼得，要追究，就不能重建；要重建，就不能追究。中央只能选取前者，因为重建得力能取得的政治资本，远远能大于追究责任所能得到的。现任中央已经不需要靠否定之前的领导层来取得政治资本了。一切都是通过精密的政治计算。

也因为川震涉及的建筑太多，受害者太多，不能开任何一个口子，否则，群情汹涌，就破坏了整个重建的政治部署。聚源中学，北川中学，映秀中学，都江堰中医院，在四川，没有一栋建筑物存在质量问题，这是政治的需要。

所以谭作人被抓了，应该说，被“专政”了；因为他不是以司法的名义走进牢房的。这是因为，既然不追究责任是中央已经定下的路线，作为地方政府，就不惜一切代价需要去维护。谭作人的行为如果不做阻止，不先下手为强，他的证据会越来越多，追随者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四川省委来说，局面也会越来越被动，早动手好过晚动手。

从行政的角度，大致可以理解谭作人案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推断，在四川重建取得所谓的阶段性成果之前，当局对这些川震调查者的镇压和专政，必然不会手软，有一个抓一个。这符合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思维逻辑。

（3）
好了，现在来做一些价值层次的评论和判断。这样做对吗？

很明显，这样做，是政治性的权宜考量，凌驾了一般性的公义原则。是否对错，我也没有看法。因为毕竟，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就是这样走来的。一切都是权宜性的考虑，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是抓到老鼠，达到目的。虽然有四项坚持，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原则性的坚持上，在世界所有政府中，弹性是最大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人诟病，但也开始很多人赞赏，谓之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能走的最优道路。

但是，时代毕竟在改变，在这些种种的政治计算中，很多参数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这有可能是当局在考量谭作人案中，所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一，在政治的天平上，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建，是否就是真的如此压倒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又是回到了中国经济改革中一直存在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两者必须互相迁就，而不是完全倾倒一方。

举个例子，北川中学的重建，美轮美奂，实际上根本就超出了当地灾区的需要。现在各个灾区的重建计划，也都是互相攀比，泡沫化。

从当地灾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减少一些重建的规模，少一些大而无当的建设，政绩工程，但能换来更多的公义，“给个说法”，是不是更能接受？

事实上，这也中国经济的老问题，一直以来，经济建设是压倒性的任务，所有其他方面都要让路，这种模式，本身就需要反思了。

第二，谭作人案的不合理处，人尽皆知，国人皆知，只要一点火花，又有可能成为爆炸性的事件。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于是，凡是和川震有关的民间行动，都成了政治高压线，高度敏感，全面管制。本来只是一个案件，但需要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必须投入越来越来多的行政资源，整个民间的生机也越来越受到压抑。

这也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老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耗用资源最多的舆论管制和言论管制体系。

但可惜的是，这种体制的存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于中国来说，早已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中央党校的言论比外面媒体言论还要大胆。中共自己早就不在乎什么共产主义了。

这种体制的存在，是因为象谭作人案这样行政层面的权衡考量，才得以日益庞大，日益膨胀的。这种行政层面的考量和权宜之策，却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后果；形而下决定了形而上，下位秩序取代了上位秩序，枪指挥了党，这无论任何，对一个国家在精神层面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一个谎言必须用更多谎言来掩盖。同样，一个行政上的扭曲，必须通过更多在社会，文化，公义上的扭曲才能维持下去。这样无节制无制衡的蔓延下去，结果就是文化，社会，精神层面的发展全面拖累，成为附带受害者，很不值得。

而当回到原点，又会发现，引致这一切问题产生的起点，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如谭作人案也可能是毫无意义一样。但当庞大的体制发展了，惯性就会成为存在的理由。在很多年之内，在中国，“川震调查”很可能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禁区，但恐怕大家都会忘了，最初为什么会演变如此。

所以，从价值层面来说，谭作人案这样的案子，将来应该必须日益减少。最好的结果是，谭作人出来以后，整个政治气候和行政思路改变，他也能得到赞助，继续他的川震调查。

深海

“潜伏”主题曲—深海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温暖若侈在你心里
愿用一生祝愿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无论谁能听见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
（1）
潜伏最后一集，余则成在台北和晚秋在一起，在他们的结婚证书面前，留下了泪水。这一幕，看得难以忘怀，有很多感想。

先说戏本身。

“潜伏”无疑是杰作，感人至深，剧力万钧。它的成功，也印证了，出色的电视剧的灵魂是编剧和故事。

和它同期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相比，高下立判。两部戏差不多同时制作，同时期播出，一样的国共斗争题材，一样的主角，都是孙红雷。“人间”是精心力作，画面华丽，不惜工本，动辄千军万马大场面；而“潜伏”是在“人间”开拍前孙红雷刚好有档期，六十天内赶工制作的。然而，“人间”可以说是骄揉作做，我看一集都很困难；“潜伏”三十集，我可以连看两遍。

“潜伏”的编剧是电影学院编剧系的系主任，大师出手，绝对不凡。当然，作为电视剧来说，配乐也很出色，包括主题曲“深海”，把戏中的震撼力量加强了。

潜伏中的历史背景，是专家级的，尤为难得的是，剧中对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只是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然而识货之人，自然知道非同小可。

举几个例子。

剧中一开始，余则成在南京汪伪政府潜伏，要取得掩护，上峰说可以用李世群的名字。寥寥数语，道尽了当时汪伪政府的派别，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

又例如，余则成的女友左蓝，后来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投向中共了，向上司询问，上司问，“你是边保还是社保的？”一个简单的问题，说明编剧对中共历史的考证，已经达到专家水平，对观众也是要求如此。这样严谨的戏，简直是一种享受。

当时中共情报系统分边区保卫部和社会保卫部两大系统，左蓝和余则成分属两个系统，所以互相无法得知。这样背景，戏中也再未作交代。类似这样的细节，而又不做渲染的地方，比比皆是。

（2）
潜伏中人物，个个出彩。评价一下。

戴笠

戴笠在戏中的形象，简直可以用“英气逼人”来形容。真的把他演活了。他的眼睛光芒四射，一股气场迎面逼来。

我自己一直认为，没有戴笠的悴死，国民党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整体而言，潜伏中的军统特务看起来都非常精干，形象非常正面，专业，穿全黑的中山装非常有型；而中共地下党形象都很猥琐，都是肥头大耳的掌柜，无任何特出之处。在剧的后来，“组织”明明知道余则成老婆翠平的下落，还要说不知道，安排另一个女人晚秋来做余则成的老婆，好让他安心在台湾潜伏，可以说是相当卑劣的行为。

吴敬中

吴站长是老大哥，对余则成是衷心喜爱，衷心信任。剧中到最后，其实也大概知道余是中共，但已经不大在乎了，刻画得非常深刻。吴敬中的经典话语很多，“人比鬼还鬼”，“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政治”等。

马奎，陆桥山，谢若林

这几个也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李涯

“我运即国运”，这是他说的话。李涯可以说得上是精忠报国，一心为党国；也是唯一能从延安活下来的特务。他处处碰壁，无以得志，正好印证了上面那句话。

翠平

太佩服翠平的扮演者姚晨了。一个上海姑娘，能把一个河北来的游击队长演活，从开头的令人可憎，到后来的可爱，角色的变换叹为观止，最重要的是，把女人的心理，女人的角色演活了。开头的时候，觉得余则成和她的结合，两个人的差距如此巨大，会是一个悲剧；到了后来，看到他们的分开，从此天涯海角，有一种令人落泪的感觉。整个戏的发展非常自然，丝丝入扣。

余则成

孙红雷专门擅演这类半黑半红，外表傻气，内心深沉的角色。余则成一角，天生就是为他写的。有时会觉得，他在戏里演得太过了，但这个角色非常难，余则成本身也是在演戏，也就如此了。

回到现实，如果余则成真的如戏中到台湾继续潜伏，生存的机会不高的。台湾后来的防谍抓得很严，也很成功，连台湾省委书记也被抓了；国防部中将吴石也被抓枪毙，估计余也很难继续潜伏下去。就算能够，也是在台湾终老，以他的身份，不可能在88年后回内地，怎样也是悲惨的一生。

有关google.cn

老麦的分析很精辟。作为一个google 专家，他的分析比市面上所见到的都要好。也提到第四第五代的问题，google成为牺牲品，很难得。

我在老麦那里也留了言：
----------------------------------------
这样说：

互联网文化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西方的互联网文化适应西方文化，中国的互联网文化适应中国文化，两者是不相容的异体。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只有本土企业才能发展和壮大。阿里巴巴设政委不是开玩笑的。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潜力再大，也和外国企业没什么关系。这点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的。

也就是说，google是无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它的离开，是迟早的问题。只是在于时机的选择。是注定了的。

所以李开复很厉害，在一年多以前就料到这一点了。当然，如果看过吴士宏的逆风飞扬，就会知道为什么在1999年，她就要从微软中国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