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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意義重大的攻堅戰﹐通常由排順位第一的副總理負責﹐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早年的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就都是由當時還是當副總理的朱熔基和溫家寶負責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是總理接班人的上位考驗。中國總理的人選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遠高於總書記。李鵬的能力有所不逮﹐當政時是中國發展最停滯時期﹔反之﹐趙紫陽﹐朱熔基﹐溫家寶能力高﹐是中國那些年份發展的主因。
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國家安全﹐人事組織﹐對國家的發展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例如江澤民能力不怎麼樣﹐但不影響中國的發展。
所以﹐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的配置﹐通常是政治勢力平衡的結果﹐反而﹐總理的人選﹐以才能和功勣為最重要﹐能者居之。
第二﹐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單單在一個總理的任期屆內﹐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甚至兩屆也不能。例如朱熔基的國企改革﹐溫家寶的金融改革﹐非有十幾年以上的時間﹐長期持續跟進﹐不足以見其功。讓負責其事的副總理出面﹐已經可以有幾年時間﹐當出任總理後﹐又有兩屆十年的時間跟進﹐等於有了起碼十五年的時間﹐在制度上﹐最大程度保障了政策的持續。
第三﹐從政策本身而言﹐讓一個下屆政府仍然在位的領導﹐等於向地方政府發出清晰無比的信號﹐中央是來真的﹐從而可以得到最大的推動效果。
例如﹐當年朱熔基任副總理時的推行的分稅制﹐嚴重影響地方利益﹐自然很容易受到抵制﹐但地方諸侯都知道﹐朱熔基是下屆的總理﹐將是他們的老闆﹐自然不敢不賣帳。
保障房政策有同樣的含義﹐只有靠中國這種特有的制度安排才能推行下去﹐假如換王歧山來推行﹐就沒有這樣的效果﹐失敗的機會大很多。
最後一個原因是﹐凡是攻堅戰﹐都有失敗的可能﹐如果是總理來主持﹐會在政治上引起很大動蕩。例如一九八八年趙紫陽主持的物價改革失敗﹐導致中共差點下台。
中共應該是以後吸取了教訓﹐以後這種屬於爭議性比較大﹐有風險﹐但又很重要的政策﹐由副總理來出面主持﹐如果闖關失敗了﹐總理和中央還有迴旋余地﹐而且還有上述的效果。
所以﹐李克強督戰保障房政策實施﹐發放的信息是非常意味深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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