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對當今中國文字的誤解

“反蝗”論起﹐除了抗議內地對香港民生的騷擾外﹐亦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當今中共文字在文化上毒害了香港﹐對中國文化也是莫大的破壞。

我個人認為﹐這裡對當今中國文字有很多誤解﹐事實上﹐中共發展起來的一套文字運用是很先進的﹐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亦起很大作用。香港是雙語城市﹐英文在表意上承擔更重要角色﹐對中文可以不那麼在意﹐使用中文是否與內地接軌也可以再議﹐但不能無視中國內地中文使用的發展。

先說簡體字。

中文是象形文字﹐一直簡化﹐從甲骨文﹐金文到今天的簡體字﹐本身就符合文字演化的規律。世界上文字分象形和表音兩大系統﹐幾千年來﹐其他沒有變化的象形文字系統﹐例如古埃及和巴比倫﹐早已失去了活力﹐走向消亡﹐而中文活了下來﹐而且越加蓬勃。

文字和語言﹐首先第一位的是傳意﹐容易接受和表達﹐功能性第一﹐藝術性其次。中國政府最初採用簡體字﹐也是出於掃盲的目的﹐容易學習﹐容易使用。建國時中國文盲率超過百分之九十﹐到現在識字率超過百分之九十﹐簡體字的推廣起很大作用。

崇尚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採用簡體字﹐而不是繁體字﹐也正說明這點﹐他們沒有文化包袱﹐純粹從語言的實用性考慮。

至於說“愛無心”等一些問題﹐中文從象形到表意的演化﹐結構上本來就是越來越簡約﹐便於使用。例如智能手機中文手寫輸入﹐用簡體比繁體的效率高出許多﹐推及在日常的書寫和運用上﹐尤能造福更多人群﹐尤其是廣大的勞動人民。

再說內地文字的表意性。

批評中國內地文字的人士常指﹐它做不到“言簡意駭”﹐四個字能表達的意思﹐非要用六個字﹐七個字來表達﹐重複累贅。

這些人士忘了﹐在香港﹐中文只是輔助性的語言工具﹐凡是重要的文件都會注上“以英文版本為準”﹐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允許中文在表達首先要符合典雅﹐藝術的要求。反正看不過來﹐再對照英文即可﹐相信這也是不少人的體驗。

但中國是個龐大的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再維持一套平行的語言系統﹐中文就是唯一的語言﹐必須表達精確。功能性考慮讓位於藝術性考慮。從語言功能角度考慮﹐中文應以達意為要﹐傳情次之。

現代事物錯綜複雜﹐要做到這點﹐某種程度的累贅是難以避免的---典型的例子是法律上的中文﹐至於其他的種種事務﹐例如高鐵技術標準﹐航天火箭發射﹐文字的表達上都容不下寫意的空間﹐而必須儘量貼實。

另外﹐簡練的中文就更能表達清楚嗎﹖我看也未必。

以我自己求學時的經驗﹐如果看台灣翻譯的經濟學著作﹐雖然文字典雅簡要﹐但反而更加難明﹔而內地翻譯的同樣書籍﹐文筆略嫌羅嗦﹐卻更易理解。有時候﹐不必要的刻意追求中文的簡練﹐反而會造成不必要的閱讀障礙﹐尤其是在不打算依靠英文的情況下。

另外還要說一點的是﹐香港中文﹐尤其是官樣文章更顯得累贅﹐是因為官僚起草文件時﹐不能擺脫雙語的思維﹐凡是中文要表達的東西﹐英文稿也要有對應的表述方式﹐反之亦然﹐更顯得疊床架屋﹐這也不能怪到內地頭上。

由於內地文字沒有打算以英文做拐仗﹐必須具備完整表達的能力﹐某種程度的西化結構是免不了的﹐但具備很強的表達能力。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當過國民黨軍官﹐他認為中共能奪取天下﹐是因為具備了數字化管理的能力﹐這是歷史上首次有中國政權可以做到。而背後配備的文字體系和清晰表意方式﹐更是制勝的法寶。

對比國共戰爭期間的軍事電文﹐蔣介石與國防部和前線將領的文書來往﹐都是雲山霧海﹐連軍事部署都說不清楚﹔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與部隊的電文﹐都是清晰明瞭﹐而且可以對戰略有深入的探討。毛澤東和林彪就打錦州問題的幾次電文爭執﹐簡直可以當作中文寫作的教材。

必須承認的是﹐中共文字的這套本領﹐也是完整的繼承下來。香港的官式中文是真正的官樣文章﹐例如施政報告等﹐都是口號式的假大空﹐不痛不癢地堆砌一通。而內地的官方文件﹐撇除頭幾百字的黨八股﹐後面都是“有料到”的東西﹐件件實在﹐言之有物。

最後﹐要談一談內地文字的靈活。

中共草根出身﹐向來講究面對群眾﹐語言方式亦別具一格﹐各種日常用語﹐都可以寫入堂皇的官式文件甚至法律中去。很多用語我們都已耳熟能詳﹐例如“抓大放小”﹐“硬道理”等﹐俯首皆是。

從這點來說﹐是大為豐富了中文的生命力﹐為語言增加了活力。毒化之名﹐完全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就算生活用語入文﹐中共亦非常克制﹐不會用方言﹐也不會濫用一些無特定含義的助語詞﹐多少給中文保留了一些尊嚴。

反過來在香港﹐手字邊口字邊的助語詞濫用成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各印刷媒體上﹐恐怕才是嚴重污染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