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作人

（1）
在有关川震的故事中，紫坪铺水库的故事带有一丝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却又意味深长。

话说紫坪铺水库在动工前，工可研中的地质报告评估，坝址附近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千年一遇，推荐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四川省地震厅一位退休的老专家得知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认为发生七级地震以上的机率是五十年一遇，人命关天，他大声疾呼。

四川省地震厅不同意他的判断，他只好上书中央，反复申辩。中央派人多次来调查，老专家一人舌战群儒，和整个地震厅的专家争辩。

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几年，个人怎能战胜集体呢？地震厅的集体结论是不可能推翻的。最后的地质报告，结论还是五千年一遇，紫坪铺水库采用七级防震标准。

直到2008年汶川7.8级地震发生后，老专家才知道，在施工过程中，紫坪铺水库早已采用了八级抗震标准。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和整个体制抗争的那么多年中，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对的，他早就赢了，但又不能不和他争辩下去，因为体制不能自己否定自己。

这是带有一丝中国式荒谬的悲喜剧。增加一级抗震标准，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增加投入，但这不是工可研报告所认可的，那么，如何通过审计，验收，结算？总有一些人背后做了工作，承担了风险，在没有任何文件依据下，用灰色的规则，做了这样的事。这大概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也可以想象，有人偷偷做了这件好事，也必然是"国家机密" ，否则无以自圆其说。

这当然也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如果紫坪铺水库当时裂开，整个成都平原都会被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2）
回到原来的题目。

谭作人的被判刑，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无罪的。甚至是在做一件公义的事。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这里不去做价值的判断，只是想问，为什么发生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当局的考虑是什么？

无疑，对川震背后的豆腐渣建筑责任不作追究，不查责任，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且必然是在政治局会议级别层次才能做出的政治决定。

中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中央对豆腐渣并不是全不追究，在朱镕基时代，追究豆腐渣工程就搞得轰轰烈烈。然而，胡温两人这么多次去灾区，对有关的建筑责任从未发过任何言论，显然是刻意为之。

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央看来，川震过后的主要矛盾是重建，而不是追究责任；川震涉及的楼房太多，如果要做追究和调查，整个四川的政治焦点就会集中在追究责任，而不是重建。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调查机构，这两者都是政治的一部分。对四川省委来说，只能选取一样，不可能两者兼得，要追究，就不能重建；要重建，就不能追究。中央只能选取前者，因为重建得力能取得的政治资本，远远能大于追究责任所能得到的。现任中央已经不需要靠否定之前的领导层来取得政治资本了。一切都是通过精密的政治计算。

也因为川震涉及的建筑太多，受害者太多，不能开任何一个口子，否则，群情汹涌，就破坏了整个重建的政治部署。聚源中学，北川中学，映秀中学，都江堰中医院，在四川，没有一栋建筑物存在质量问题，这是政治的需要。

所以谭作人被抓了，应该说，被“专政”了；因为他不是以司法的名义走进牢房的。这是因为，既然不追究责任是中央已经定下的路线，作为地方政府，就不惜一切代价需要去维护。谭作人的行为如果不做阻止，不先下手为强，他的证据会越来越多，追随者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四川省委来说，局面也会越来越被动，早动手好过晚动手。

从行政的角度，大致可以理解谭作人案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推断，在四川重建取得所谓的阶段性成果之前，当局对这些川震调查者的镇压和专政，必然不会手软，有一个抓一个。这符合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思维逻辑。

（3）
好了，现在来做一些价值层次的评论和判断。这样做对吗？

很明显，这样做，是政治性的权宜考量，凌驾了一般性的公义原则。是否对错，我也没有看法。因为毕竟，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就是这样走来的。一切都是权宜性的考虑，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是抓到老鼠，达到目的。虽然有四项坚持，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原则性的坚持上，在世界所有政府中，弹性是最大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人诟病，但也开始很多人赞赏，谓之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能走的最优道路。

但是，时代毕竟在改变，在这些种种的政治计算中，很多参数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这有可能是当局在考量谭作人案中，所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一，在政治的天平上，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建，是否就是真的如此压倒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又是回到了中国经济改革中一直存在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两者必须互相迁就，而不是完全倾倒一方。

举个例子，北川中学的重建，美轮美奂，实际上根本就超出了当地灾区的需要。现在各个灾区的重建计划，也都是互相攀比，泡沫化。

从当地灾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减少一些重建的规模，少一些大而无当的建设，政绩工程，但能换来更多的公义，“给个说法”，是不是更能接受？

事实上，这也中国经济的老问题，一直以来，经济建设是压倒性的任务，所有其他方面都要让路，这种模式，本身就需要反思了。

第二，谭作人案的不合理处，人尽皆知，国人皆知，只要一点火花，又有可能成为爆炸性的事件。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于是，凡是和川震有关的民间行动，都成了政治高压线，高度敏感，全面管制。本来只是一个案件，但需要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必须投入越来越来多的行政资源，整个民间的生机也越来越受到压抑。

这也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老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耗用资源最多的舆论管制和言论管制体系。

但可惜的是，这种体制的存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于中国来说，早已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中央党校的言论比外面媒体言论还要大胆。中共自己早就不在乎什么共产主义了。

这种体制的存在，是因为象谭作人案这样行政层面的权衡考量，才得以日益庞大，日益膨胀的。这种行政层面的考量和权宜之策，却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后果；形而下决定了形而上，下位秩序取代了上位秩序，枪指挥了党，这无论任何，对一个国家在精神层面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一个谎言必须用更多谎言来掩盖。同样，一个行政上的扭曲，必须通过更多在社会，文化，公义上的扭曲才能维持下去。这样无节制无制衡的蔓延下去，结果就是文化，社会，精神层面的发展全面拖累，成为附带受害者，很不值得。

而当回到原点，又会发现，引致这一切问题产生的起点，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如谭作人案也可能是毫无意义一样。但当庞大的体制发展了，惯性就会成为存在的理由。在很多年之内，在中国，“川震调查”很可能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禁区，但恐怕大家都会忘了，最初为什么会演变如此。

所以，从价值层面来说，谭作人案这样的案子，将来应该必须日益减少。最好的结果是，谭作人出来以后，整个政治气候和行政思路改变，他也能得到赞助，继续他的川震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