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

（1）
这么多年来，但有疑难之事，总会回乡，拜祭外公，已成习惯。另外，也喜欢回乡散心。大概一两年就回去一次。在我这一辈中，现在肯主动回去拜祭先人的墓的，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长辈看来，好像难能可贵。这次又有个长辈夸我，说“忠孝仁义”俱全，我心中苦笑。自己知自己事，为什么来，只有自己清楚。

上次零八年来的时候，没怎么下雨；之前零七年来的时候，雨下了一夜，早上到的时候，雨就停了，然后下山后，又是大雨。今年也是如此，只在我们上山的时候那几个钟头停了雨。

这大概是好兆头吧。外公还是欢迎我来的。雨太大的话，就无法过河的。

今年和父亲一起来，叫上婶母和一个阿姨，四个人一起上山。父亲为人谨慎微小，一再说，如果雨下成这样就不要过河了，山下拜祭了事。但最后我们还是过河了。

以我来说，反而喜欢自己一个人来，零七那年，也是一个人跑上来，默默待着，抽了烟，放了苹果。待了一个多小时。多人了，反而比较热闹，放鞭炮诸类，也要包红包。心里话也难说。

婶母顺便也把她自己和叔公的墓打扫了一下，除了除草。她和叔公还没死，墓是先买下的，名字也刻好了，用红字的。中国人对待生死的态度有时候也很令我惊奇。

婶母说将来这块墓地也可能被征用，需要起迁。墓地上，先人是排在一起的。之前已经起迁过一次了，因为原来的墓地被征用了，全部从散落在山上的四处集中到这里来。

婶母说，如果要再起迁的话，会很麻烦，她的老骨头也不知能不能再用了。上次起迁的时候，外公的腿骨很长，很难才能装到坛子里。外婆的骨头就比较容易等等。我知道，当时外公的骨殖是叔公，也就是他弟弟挖起来的，再装回坛子，再抬到这里下葬的。很难想象，是怎样艰难的一个工程。现在他们的身体当然不行了。

（2）
家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来拜外公的这个村，一直是在市郊的一个村，是典型的中国农村。

可是市政府决定把新区建在这里，人民广场，会展中心，博物馆都盖起来了，有些上海人民广场的气派。还要再建金融中心，商务中心等，反正一直在拆迁。

这次回来，整个村已经基本拆完了，小时候印象深刻的鸡笼猪舍都成了废墟，叔公婶母的房子也是一步之遥而已。几十米外就是极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广场和高级公寓，有超现实的感觉。

他们的房子也很快就要被拆了。再得到补偿的房子回迁之前，要在外面租房住。婶母说，他们这样的年纪，很难租到房子了。听来有些凄凉。

补偿必然是好的。原来只是乡下的房屋，建筑粗糙乡村建筑，能在原地回迁，换来黄金地段的公寓，身份摇身一变了，从农民变成黄金地段的业主。多数还有商铺，能出租。见到之前的例子都是这样。

但当然，务农是不可能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逼着来的。

家乡的建设速度太快了。等于从侧面看到了四万亿的惊人效果。两年没有回来，这个村拆了，我原来的老家也拆了，整个城市的面貌都有些不同。

（3）
家乡是我梦回絮绕的地方。

我做的梦，不管情节，人物如何，大都数是以家乡为背景的。所以每次回来，都要把熟悉的街道小路巷柏走一遍，有寻梦的感觉。不过，这些梦里的场景，在现实中越来越少了，大都拆掉了。

我梦里的家乡，就是那个在1987年，我11岁时离开的家乡。一个封闭的，宁静安详的小山城，几条河流经过，一个小时就能走完大部分的街道。所有的人认识所有的人。

这样的家乡，当然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家乡，更有点像一个珠三角的城镇，街上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打工人口，本居民都不知道躲那里去了；街上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街上的交通无比繁忙，过马路困难无比，马路上挤满了各种牌子的私家车。建筑大部分是全新的。到处是工地。街上全是年轻人，很少见到老年人。

家乡的变化，让我有点无法适应。如果是一个沿海城市，或珠三角长三角城市，还可以理解。但我的家乡，只是一个山城，还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啊。只能说，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惊人。

打一个比方说，我1987年离开家乡，23年过去了，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很正常，就好像深圳在23年内也完全变了样一样。但我的家乡并不是深圳啊，只是一个内地山区极其普通的小城市而已，回想起这点，总让我惊讶不已。

家乡不再是原来那个家乡。连很热爱家乡，四十岁才去香港的父亲也说，他也无法适应家乡的生活，这里太快太乱了，还是香港比较适合他这样的老人居住。

但我还是很热爱我的家乡的。

家法

西贡浪茄仔发现男腐尸，地点偏僻，离最近的道路要走四十分钟。尸体要用直升飞机吊出来，再运走。

我在想，这最后四十分钟的路，那位先生是怎样走来的呢？

不可能是在他处杀害，再把尸体弃置这里的---根本搬不动。必然是押着，让他自己走来这里，再执行家法的。

也很可能，双手没有被绑住，因为看现场图片，那样长程的山涧跋涉，绑住双手，是很难爬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四十分钟的路，他应该有逃生机会的。随便在合适的时候，朝斜坡一滚，就有可能逃出生天。

他走这最后四十分钟的路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呢？黑帮是怎样和他说的？怎样才能让他乖乖的，不挣扎不反抗地走来？还是他自己一直心存侥幸？但他也应该想到，如果大佬只是想教训他一顿的话，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如果能想到这一点，应该先挣个鱼死网破，什么都不要管了，活下来再说。

自己也面临了很恶劣的处境。想起了这段新闻。

赵作海

看新京报对赵作海的访问，看得有点心酸。被打得不敢申述，九次承认杀人罪名。被打的每一个细节都描述了。他原来最大的愿望就是七十岁前能出狱，过讨饭的生活。

新时代的中国，这样的事，不是说不能发生，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而是不能报道。太过残忍的现实，竟然就这样报道了，而且是大幅的报道，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赵作海原来被指所杀的对象，因为生活困苦，突然出现了回到故乡，这是一个多么机率小的事件，也不禁联想到，深牢大狱中，这样处于绝望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

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安为什么要打人？他们和赵作海无冤无仇，为什么非要屈打成招？赵作海被抓时已经是1999年了，法制意识应该很深刻了，公安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

河南省说已经启动责任追查机制了，不知道当年的公安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湖北余详林案当年的主办人后来上吊自杀了，其余的几个警察也进了监狱。公安屈打成招，风险和回报简直不成比例，如果事发，不但赔上的是工作名声地位，还要坐牢；而只是为了顶住上级压力，似乎也太不值得。

赵作海被抓的时候，并非严打期间，也没有当年余详林案那样“民愤极大”的压力，公安非要把他办了，也令人难以理解。

希望河南省的追查责任将是非常严厉的。用血的教训，告诉公安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最后负责的是自己，而不是上级。

赵作海被放出来后，商丘市政法委书记亲自上门道歉，带了一万元的慰问金；检察院也上门道歉，也带了5000元慰问金，当地村委会马上帮他修房子。在我看来，这都是乱弹琴。这一万五千元算什么？是他们的个人慰问吗？

一切都按程序好了。赵作海要求赔偿150万，就赔给他好了，完全应该的。当地政府却说是超出了国家标准。

按照国家标准，坐冤狱的补偿标准是按当地收入计算的，这完全是荒谬的，无法补偿精神上的损失和折腾，尤其是死刑犯的那种折磨。人家已经妻离子散了。更要考虑到，冤案纠正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补偿标准就更加应该是对当地司法机构惩罚性的。

赵作海案，希望能越挖越深越好。

中国版阻魔人之玉树篇-兼论国产剧和美剧的差距

（1）
前文引来很多很精彩的留言，很多留言者对这个问题了解很深。于是，继续在这里扯谈，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抛砖引玉。

前文说到，中国版supernatural的卖点是小城风光，和民间神秘事件。问题的难度在于剧本很难得到通过。举例来说，内地流行一时的盗墓小说“鬼吹灯”，版权都被香港人买下了，最后还是不能拍成，剧本难通过之故。

鬼神片，拍过往的可以，例如聊斋，画皮之类，现代的就不行，因为宣传迷信。

写这些，是因为想到，刚好在玉树地震灾区，就有很好的supernatural 故事，而且妙就妙在，是官方认可的。

玉树是西藏神话故事人物格萨尔王的故乡，“格萨尔王”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两千多万字。“格萨尔王”的传承，不靠文字，而靠一种叫“仲楷”的说唱人，他们是神授的。

这不是什么天荒夜谈的事，而是官方资料都这样记载的。现在玉树地区最出名的神授仲楷，名叫扎巴，他就是在十几岁那年，在一座神山上放羊睡着了，醒来后发高烧，一直说唱不停。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唱的就是西藏地区流传了千年的“格萨尔王”。

在玉树地区，一共有六名这样的仲楷，玉树地震后，其中四名下落不明。

中国版阻魔人其中一集的剧情，就可以是主角（中国神秘事件官方处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例如考古研究所之类）为了怕“格萨尔王”失传，在玉树寻找这些仲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很安全，又有神秘色彩。

按这样的思路，中国神秘事件，又符合官方标准的，虽然很难找，但也是有的，弄几十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2）
闲扯完，回到正题：什么时候，中国电视剧能达到美剧的水准？

美国电视剧代表的是另一种境界，立意深远，构思精妙，娱乐性丰厚，制作严谨。中国电视剧能否达到这样的境界？

当然，说得不是整体上能达到，背后反映的，毕竟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差异。

但是，中国电视市场非常庞大，也是一个很分化的市场，将来必然有高端的剧种，也有低端的剧种。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电视剧能出现一些，哪怕只是几部能追得上美剧水准的制作？

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一个地步，甚至要考虑到文化辐射时，这个问题就更迫切了。

（3）
我能想到一些制约的因素。在电影领域，中国电影追不上美国电影，原因更多是技术上和资金上的原因。而在电视领域，制作技术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国电视制作的资金和美国的差异也远远没有电影方面的那样巨大。

所以，中国电视领域的差距，更多的是体制上和文化上的原因，理论上来说，这些“软”的制约，应该更容易克服。

首先，当然是题材的限制。广电总剧对剧情和剧种的限制很大。基本上，中国电视剧的题材非常狭窄，主要集中在历史性题材，如果是当代的，则要配合主旋律。

文化上，中国人喜欢向后看，美国人喜欢向前看。美国人拍的，多是有关未来，而中国则是过去。像中国那样，武侠小说经典，文学经典可以翻拍再翻拍，在别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从题材审批来说，这也比较安全。

另一个文化上的原因是，美国是移民社会，崇尚多元文化。基本上，几乎所有出色的美剧，人物必然包括每个种族，不同社会阶层，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铺陈。而中国电视剧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无论从人物，情节，还是题材，都显得单薄。

构思上，中国的文艺传统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喜欢那种“宏大述事”的结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题材，都想要“深刻反映时代和人物的变化”，结果很容易搞得不伦不类。美剧没有这样的包袱，所以更能好好的说故事。

然而，在所有制约国产剧朝美剧水准提升的因素中，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面说的制约因素，虽然都很严重，但还不是致命伤，没有产权保护，才是制约国产剧水准的最大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电视剧市场，一部电视剧播出后，网上马上就能免费播放，翻版DVD也马上到处都有。对于制作方来说，收成期非常有限，恐怕就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制作方只能跟风按潮，什么流行拍什么；更流行偶像剧，像孙红雷那样，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拍几部不同，但题材完全一样的电视剧。

美剧有充分的产权保障，它的收入来源甚至主要就是靠DVD市场的，收成期可以长达数年，所以可以精耕细作。美剧从来没有什么“偶像剧”，一个电视剧的主要出演团队就是靠一部剧发家，不会跳来跳去。也由于收成期比较长，美剧更讲究创意，因为，一个创意的成功，就可以长拍长有，细水长流。市场充分奖励创意。

经典的例子就是“lost”,全新的剧种和述事方式，大卖特卖；同样的情况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先不说中国文化和体制是否能产生这种创意，就算是拍出来了，制作方也是颗粒无收，因为市场不可能维持一个那么长的收成期。

没有知识产权，就无法保证创意，这大概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4）
最后，想评论一下“士兵突击”。在我看来，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部能接近美剧水准的电视剧，也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电视剧。

首先，它没有剧情，基本上是采用了美剧的单元剧结构，不重视剧情，但重视说故事和人物发展，characters building up.

另外，它有中国电视剧很少有的多元化意识，人物能显示不同的背景和地方特色。这是编导的刻意为之，也非常难得。

至于其他的，当然包括制作认真，演绎出色等，那就不说了。

中国阻魔人

最近在煲SUPERNATURAL,美剧“阻魔人”，剧情就不讲了，反正是说一对兄弟开酷车在全美穿州过省抓鬼阻魔的故事。

反而有个想法，能不能拍一个中国版的呢？

制片说，阻魔人除了一些大路的抓鬼情节，兄弟感情之外，主要有三个设想：

第一，是一部公路电视剧，专门反映美国小城镇的风情；
第二，用的是美国乡村摇滚音乐；
第三，故事都是建基在一些美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上。

我在想，要是来一个中国版的会怎么样呢？

中国有公路电影，例如“天下无贼”，公路电视剧倒没见过。中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县，二千多个，专门去一些小地方，地级县以下的城市，新鲜感一定很强。

中国的地域差别远远大过美国。西北小城和东南小镇的差距远远大过美国东西岸的差距，而且，中国每个小地方背后的故事底蕴也更有味道。

乡村摇滚嘛，中国也有；有西北风，也有京派的，可以拍得很酷。

SUPERNATUAL 每集都有不同美女；这点，中国版的可以更加精彩，每集展现不同地方美女的风情。

中国电视剧还没有象美剧那样，每集都可以是独立故事的那种模式，学不来美剧那种明快简洁到位的风格，正好可以从这里开始。中国电视剧还没有打开非华人市场，拍得好，完全可以做到。甚至在美国发行也有可能。

故事情节就当然不能是讲乱力怪神的东西了，宣称迷信，广电局不会批。可以是律师或侦探去全国各地办案那种。反正各地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多，也不用靠什么鬼怪的东西来堆砌情节，本色展现就已经够引人入胜了。

扯谈新闻自由

以下对新闻自由的一些想法，都是扯谈，但也受到了前文SEASON，笃君，黑君，C 君诸君留言的影响和启发。

（1）
世博亚视事件，新疆无线事件，江泽民有线事件，三件事上，感情上我并不倾向香港记者；原因也是感情上的，香港记者的普通话说得太差。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本身香港人讲话就很急促，有一种咄咄逼人，很寸的感觉；再加上南方人说话元音比较多，很不悦耳，在那些场合那样声嘶力竭地喊，真的很难听，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另外，给人的感觉也很不尊重，既然是跑内地线，为什么不能把普通话提高一下呢？或者说，为什么编导不能派一些普通话说得比较好的人来呢？背后还是那种高人一等的心理在作祟。

但当然，这也是非常感情因素的原因，扯不上什么新闻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反的看法。在我很短的记者生涯里，记得一个这样的场面。有一次，是中华总商会要做一个什么声明，政治表态，发表讲话。总之是很无聊的东西。

我也赶到了现场，中央媒体的记者也有来，女的非常漂亮，比得上一线明星；男得非常英俊。穿得非常时尚，在一群看来寒酸的港记之中，非常鹤立鸡群。我站得离他们很近，听他们说的普通话非常悦耳，抄笔记的字迹非常清秀。然而看他们那么认真的样子，我心里对他们的尊重恐怕比港记要少得多。因为台上说的都是真正的废话。他们那种煞有其事的样子看起来很假。但我也知道，他们是人中凤凰，无论是收入和地位，要比在场的港记要高许多。

反正都是扯谈。

（2）
在另外的博客文章，零七年曾经写道，为什么香港成不了中国的新闻中心？

香港有最好的新闻基建，法制，训练，区位优势，甚至人才，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样，成为社区媒体，困兽斗，割喉战?

甚至比文革的时候还不如，起码那时候，香港是全球有关中国新闻和情报的集散中心，大量猛料也是从这里发散。

这么好的条件，香港没法做到中国的新闻和资讯中心，无数优秀的人才被迫在这里困兽斗，原因当然很多。

如前面说的，普通话说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无例外的，香港的电视传媒，跑内地新闻的，很少能见到一个普通话说得好的。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一种心态问题，是否愿意融入。这也是我觉得很疑惑的地方，很多记者宁愿再读一个高级学位，而不愿意花时间学好地道的普通话。

另外一个原因，是香港很少，几乎没有人做调查式的报道。当然，这是整个传媒生态和文化演变问题。以前壹周刊会做，现在也很少了。我还记得，以前看过它做的内地激素报道，很精彩，现在它也没有耐心了。

其实这种报道大有市场，只要市场不要聚焦在香港，在内地和海外市场潜力是无限的。中国的题材太多。太多可以这种深入式的调查报道可做了。而内地的传媒制约还是很多。

打个比方。象以前胡舒立时代的财经周刊，专门做调查式报道，派卧底，专题记者，一调查就可以半年。但碍于体制问题，文章还是不能写透。如果完美是一百分，他们最多只能写到七十分，剩下的三十分不能写，尽管这样，已经赢得无数江湖地位了。而香港的传媒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剩下的三十分也可以把它写完。

再有一个原因，香港记者太惜身，对他们来说，被公安喝骂，酒店无水就是很了不得的事。事实上要做中国的深入调查报告，要冒的风险很多。以前财经杂志报道地方煤矿的黑幕，记者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

并不是说，香港记者一定要做到这点，而是，我觉得整个传媒文化和心态要有改善。在中国，要做深入，有素质的报道，就要有可能有代价，但肯定也有很多人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不需要看成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最后一个原因，比较难以表达。还是牵涉到香港人，内地人的身份问题。

香港如果要成为中国的新闻中心，那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和内地人合作，大家的权责如何确定，如何发展出一套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

老实说，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在九十年代，快报记者在十四大闭幕前，取得会议决议文件，全文发表。结果提供消息者被抓，判刑几十年，而快报记者只是被驱逐出境。一个稍有格调的传媒机构都会考虑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不会贸然这样登出；更不会记者一被抓就主动交待，自己从轻发落，却害惨别人。

至于陆建华事件更是把这种香港传媒的陋习表露无疑。有香港知名报人在内地被控间谍罪名，被捕后，主动交待，还托人把在香港的手提电脑主动交内地警方，提供证据。他最后自己从轻发落，很快就保外就医，而陆建华则判刑十几年。而香港传媒对这件事则从来不提，反而知名报人则一直被当英雄。

事实上，没有这种致力发展自己在内地情报网络的意识和担当，香港传媒更难融入内地。

（3）
曾经和朋友聊起，马云和一些内地企业家用一百亿成立一个创投基金，投资一些很有盈利又有社会公益的项目，什么样的项目可以拿出来，去申请？

我觉得类似这种在香港成立一种介乎情报机构和高端媒体机构的概念很值得考虑。专门以中国内地调查式报道为主，政策追踪，社会调查等。没有内地官方色彩，而又独立权威深入。

比如说，内地四万亿的计划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花的，具体到每一个省市，每一个年度，钱用到了那里，怎么用，计划又是怎样来的。像这些，很多人都有兴趣，但内地的传媒又不可能真正去深入报道。就可以是这种传媒大发用场的地方。

象中国医疗问题，房地产问题，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内地传媒都报道的很深入，但因为体制的框框，不能放开来写。如果有一个这样香港传媒机构的存在，能真正完全放开来写，就大有可为，大有文章可做了。

在胡舒立时代的财经杂志，一篇报道可以搞垮一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个国企集团，而香港的传媒，就是骂内地再厉害，人家也不会当一回事。这是有料和无料的区别，而不是有没有新闻自由的区别。什么时候香港媒体的报道，内地也开始认真看待，那才是真正向区域新闻中心迈进。当然，对香港来说，也意味着开大了水喉，财源滚滚。

亚视真是无药可救！

这些想法，基于5月4日电视新闻所见。

志愿工作者和亚视职员的冲突，我想，一个稍具常识的人，也会认为更蛮不讲理的是亚视吧。简直是香港传媒之耻。

那位志愿工作者只是个小孩，多数是个学生，工作中的小小错误，为什么不能容忍呢？

现场所见，那位志愿工作情绪有些失控，但那位亚视女职员更不堪，一直扯着人家不放，直与泼妇无异。

大佬！你是打工的，收人工的；人家是学生，是志愿者，不是公安，怎能与人家如此计较？如此上纲上线？

这不是欺负小孩吗？

其实我反应也没那么大，直至看到新闻最后一段，才会觉得亚视真是无可救药。

那位志愿者最后愿意承担被打烂摄像器材的费用。

我真是无语了。人家是学生，没有收入，在执行一项志愿工作，你竟然叫人赔钱？亚视就算要倒闭了，也不会差这么些钱吧？就算现场亚视职员掏腰包又如何？

如果说，现场亚视职员和那个学生志愿者的冲突，大吓细，只是个别员工的素质问题；那这最后的要求赔偿，肯定是得到了香港方面的授意，是一种机构行为。

天，亚视怎么会成了这种机构？会有这样愚不可及的处理方案？

亚视的米饭班主是内地观众。他们会怎样看这件事？一个小气，霸道的香港传媒机构。就算这段新闻在内地没什么留意，将来在网上随时被人翻出来，对亚视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那两个职员快点向那位学生志愿者道歉；如果实在不行，恐怕要王征亲自出来道歉了。

关于中国馆门票制度一些不吐不快的想法

对于中国馆的门票制度，有一些不吐不快的地方。这些想法，暂时在传媒上还没有见到，是自己的想法。

谁的责任？

第一，世博会预计七千万人，估算每天三十到四十万人，假设平均所有人是买三天的门票的话，其中一天一定要看中国馆，则中国馆最低日均需求是十万到十三万人之间。

第二，以内地的陋习，领导人和外国政要要来，必然要清场，大事周张，再加上中国馆的管理能力，内部票，黄牛票，人情票盛行，接待能力必然要打个八折。以现有接待上限五万计，中国馆的有效接待能力最多在四万左右。

第三，也就是说，在最保守的估算情况下，最多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游客，可以参观中国馆，其余三分之二，是注定败兴而归的！

第四，怎能怪中国人的素质差！事先把期望值炒得这么高，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门而入，怎能不发火？！

第五，根本在设计上就有重大缺陷，消委会都可以去告了。买一张几百元的门票，但在设计上就预计你三分之二的情况下是进不了主馆的。对消费者是一种欺骗。主要的责任在上海世博局。出现这么大的规划缺陷，而事先不做补救，是难以原谅的。

应当如何？

第一，中国馆的概念本身就欠缺周全。为什么要搞大而全？国家馆和地方馆完全可以分开设置，每个省馆独立各自排队。现在这种捆绑是愚不可及的。

第二，亡羊补牢的做法，是考虑把中国馆设置重新变更，地方馆独立开放，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第三，中国馆的设计，也说明当局完全好大喜功，只追求气派，完全没有从使用者角度考虑问题。世博最重要的是参与，设计理念上，是应该优先考虑让每个观众都能投入。从这点角度来说，最为主馆，中国馆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大幅度提高容量，起码要每天十万人。中国馆当初的设计就应该简单一点，展览内容可以少一些，尽量容纳更多的参与。现在的设计完全偏离这一点。这点，艾未未已经说过了，鸟巢的设计本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现在完全变样。中国馆也是如此。

如何补救？

第一，既然很多观众注定是不能进入中国馆的，应该发售一种半价优惠门票，说明是不能进中国馆的，但日后可以进。反正中国馆是永久保留的，起码长三角一亿的居民不介意，可以日后再来看。这样起码可以减少日均两万的需求（以长三角包上海居民占一半游客计）这样可以大大舒缓压力，人人受惠。

第二，场馆可以花几百亿，为什么不可以再拿一亿出来，搞电子化门票？上海世博标榜智能生活和高科技，现在这样，简直是笑话。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在最后的管理上花一点功夫，才不会功亏一篑。有效的电子化管理，起码可以提高容量的三成。既然世博是面子工程，能把中国馆管理好，才是最大的面子。

第三，一定要好好整顿中国馆的票务。如有需要，纪委，公安，审计入驻都可以，不能有什么人情票，黄牛票，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每日门票发放和余额，实时向社会公布，共同监督。我看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

世博门票的贪污腐败，比官场上的贪污为害更为严重！如果以为大多数是志愿者就调以轻心，又没有金钱交易就不去管，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四，世博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走形式，搞门面功夫。如果能让人看到，小小一个门票问题，从开头的混乱，低效，杂乱无章；通过学习和持续改进，变得有效管理，透明而人性，才是世博的最大的意义。否则，硬件再好，也要大打折扣。

新疆和内蒙古：短评二则

（1）
王乐泉，张春贤

去年七五时，这个博客的第一个文章就是说王乐泉必须去职，他的治疆理念已经不合时宜了。王乐泉是粗人，一味硬来；新疆需要的是如班超，左宗棠那样的儒将，对历史，对国际政治有深刻理解。

八十年代，西藏的局势最为复杂，当时中共的治藏理念没有成型，政策一片混乱，达赖的地位又空前上升，开始广为人知；这样的治藏大员最能考验人，所以胡锦涛被邓小平相中了。

今天新疆局势的复杂不下于当年的西藏，首先，中央的新疆政策正处在转折期，新的思路还没有出来；其次，中亚局势动荡，新疆一下成为和美国交手的前线，变得非常复杂。

张春贤的能力如何，自然难以评说。不过他是性情中人，零八年雪灾的筹款晚会，他最后出来感言，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作为一个大员，这样真情流露是很少的。这点对他去新疆应该很有帮助了。

新疆的关键是，必须协调好建设兵团的关系，王乐泉太过偏向兵团，所以会出问题。

张春贤当过四年兵，能文能武，能软能硬，很值得期待。

大丈夫建功立业，新疆省委书记可能是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省委书记了，做得好；能保中国二十年平安，历史也会记住功绩，如当年左公。

（2）
鄂尔多斯，我当年去过，是在2004年的11月，考察电厂项目。

鄂尔多斯的发达，是从2005年开始的，整个城市暴富，短短四五年，就已经内地第一，也很快就要超过香港了。

唉，要是我能有魄力，2005年就在那里混好了，开个小卖店也行。做什么都能发达。遍地都是千万富翁。连粤菜厨师的年薪都有五十万。

想说的是，观察到两点：第一，鄂尔多斯的煤矿大多数是民营的，然而这几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什么矿难。当然，当地浅层煤多也有关系。

第二，官员腐败也很少听说，整个城市规划和煤炭规划得非常好。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高新产业，高瞻远瞩。

鄂尔多斯的经验也从侧面说明了，山西治理煤矿的经验是多么地荒缪。

同样的煤都，大同搞得一蹋糊涂，老百姓苦不堪言。

这个城市是怎样做到的？

如果是一夜暴富，如杜拜那样，那就没什么可持续性；但如果鄂尔多斯是靠完善治理发展的，那前途真不可限量了。这个城市的前途不可限量。只要官员不出问题，这里有可能是将来中国最繁华和经济发达的地方，如同中国的加州。

朝鲜

张五常非常看好朝鲜的发展，在几年前写的文章就大力看好。洋洋洒洒，举了很多论据，都言之成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朝鲜一蹋糊涂，看不到任何好转迹象。

我在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局限。

张五常自己说，他并不了解朝鲜，我相信他自己也没去过。他的推论，纯粹是基于外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所谓局限条件的变化，导致其将发生变化。

我对这种思维很抱怀疑。一个社会，一个人，是否就象阿米巴原虫那样，单单因为外在条件的变化，就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性质，有那么机械吗？

张五常对自己推论的自信，来自在八十年代初推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老是借此标榜。他的思路也是如此一辙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是因为种种外在条件的变化。

恰恰以我的理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是很多偶然的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从最早的源头说起，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也未必就会倒台，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大的原因是华国锋的个人原因。当时四人帮的胜算大得多。

政治上不合常理的事很多，没有什么必然性，张五常只能算蒙对了而已。

就算中国后来真的走了资，道路也可以很多，也有可能走俄罗斯那种方式，而这正是张五常大力推销的产权开放式改革。如果是这样，恐怕中国早就爆发内战了，经济建设更无从谈起。

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推论一个社会的演变，我觉得是很靠不住的。

我愿意打赌，朝鲜在一二十年内不可能好起来；更不会如张五常说的，很快就会在经济总量上等于几个香港。

我的理由是，朝鲜已经经历太久的封闭高压统治，死气沉沉，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生机都被磨掉了。社会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中国不同。中国经历了文革，一代人的激情和活力都被唤起来了。我的看法一直是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以利大于弊。它让人受苦，但锻炼了人，这也是毛泽东本来的出发点。今天，经历过文革的，四五十岁的这一代是最优秀的人才，估计在以后中国都不会有一群这样高素质的人才代层了。

当然，如果朝鲜和南韩合并了，那又另做别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三大战役

（1）
三大战役：沈辽，淮海，平津，一般的分析都是各自去评述，实际上对背后之间关系分析的不多。

然而我相信，对当时身在西陂坡的党中央来说，更大的心力是集中在三个战役之间的协调上，宏观把握全局。

目标是很明确的，在1949年上半年之内，在江北消灭国军主力，解决全国解放问题。

时间上，也是妙到巅峰，把握分毫不差；三大战役后的渡江战役是在四月进行的，再迟一个月，江南进入梅雨季节，长江中下游渡江就有困难，如果从上游渡江，战局就更被拖住，也无法在1949年内解决问题。国民党也就是差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如果不能在1949年内解决问题，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就会全面介入中国内战；国共就有可能划江分治，形成东西德的局面。当时在欧洲，美国和苏联冷战，美国处于下风，要在亚洲找代理人，大力扶持，以维持全球力量平衡，牵制苏联在欧洲的攻势；是国民党失败，才选择了日本。如果国民党能在大陆维持一个局面，那里还轮得上日本。美国对中国的投入必然是不惜血本的。中国恐怕四十年前就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淮海战役到后期，围而不迁，用来牵制华北部队，心理战的运用也是妙到巅峰。

当然，还有毛泽东和林彪有关是否放弃长春，转战锦州的争论，也都是从这个大局出发的。

总而言之，从宏观战略的层面来说，时机，时机是最最要的。一个战场牵制另外一个战场，时间上互相配合，才能得到最大化的效果，而不在一两场仗的得失。

一子活，全盘活，有舍有取，才是高手；蒋介石的失败，在于太在乎每场战役的得失，结果全盘皆输。

（2）
有这样的感想，是在想，是否对中央来说，人民币升值，农行上市/内银再融资，房产整顿，也是按照这种“三大战役”思路的部署来实施的？


如果是这样，起码房产整顿的思路，已经不完全是在房地产市场这个战场的得失，而是为人民币升值扫清道路，一剂比一剂猛，为人民币升值创造条件。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早晚要面对的问题，只能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如果这样的时机不存在，那就自己创造条件。

当然，如果在房地产泡沫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那后果是灾难性的；只有把泡沫挤掉了，才有升值的条件。

同样道理，如果要大规模再集外资，当然是升值前做好过升值后做，人民币升值后，还给在升值前集来外资的钱就可以少一些了。所以集资要快。

但当然，美国不是蒋介石，不会那么白痴，让中国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来逐步实施。人家也是高手。

但我想，如果一个中央有这样的主动性思维总是好事，能不断制造战机，我动敌动，掌握了主动性，才能更有机会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