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

“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有一幕，杨立仁听到毛泽东终于要来重庆时，怒不可抑，说他们害了领袖，误导了领袖。

我在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时候，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是谁在向蒋介石提供战略情报，提供战略建议，和最高领袖商量国事呢？

在战略层面没有研究，也许是当时蒋介石最大的缺点。当时国民政府人才很多，对国际时事了解的人也不少，但不能接近决策圈子。

在国民党高层，比较有见解是桂系，但和蒋是政敌，无法谋事。所以，在最高层的战略决策上，蒋介石等于是独断独行，一个人行事了。

共产党这边，当时的决策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可以和睦共事，四个人的脑子，怎样也比一个人好使。

蒋介石对日本投降没有预案，这也真是不可理解的。

日本投降时，国军主力都在滇缅这个无关紧要的战场，战略上的愚蠢，也令人难以理解。

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召开“七大”，确立领导班子，展现惊人的判断力。“七大”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事，筹备了很多年，各个军区领导人都集中延安，一开完会日本就投降了，刚好可以按部署去全国行动。

时机的把握也妙到巅峰。“七大”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不能提前开（之前台面上的领袖是张闻天），否则共产国际不满意，引来打压；但也不能在日本投降后开，否则影响全国的战局。

“七大”的筹备工作从三七年就开始了，清算完张国焘以后就可以就绪了，但一直迟迟不召开，要等到一九四五年，也就是说，中共当时已经可以判断出日本会在一九四五年投降了。和国民党相比，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何等高明。

“人间正道是沧桑”和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也让我想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当时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远胜国民党。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是苏联指导的，提供技术支援和培训，等于是直接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转移。而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虽然貌似强大，但一直是野路子，是帮派暴力和中国政治的混合体，所以相差很远。 搞情报工作，中共是专业的，而国民党是业余的。

同样道理，以战略分析的功力来说，当时中共也得到了苏联的真传，很多技术人员都在莫斯科培训过，而高层的分析也大致规范。相比之下，蒋介石这边的战略分析就显得很粗糙。美国人想传授一些，但不成功；反而中共能得到苏联的真传。

除了对日本何时投降的时机判断不出来以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的那一刻，蒋介石的致命战略判断失误还有两个。

第一，是错误估计国军的战斗力。

第二，是没有准确估计东北的形势。

国军战斗力方面，蒋介石的估计过高。真不知道他的乐观基础何来。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军的表现很差。前期的不用说，后期的作战，在装备已经优胜过日军的情况下，四四年的湘桂作战还是一败涂地。

共军的战斗力如何，尤其是共军占领区的战争潜力，动员机制，后勤等，蒋介石也毫无研究。

蒋介石所持的，无非是所谓的“五大主力”，那几十个美械装备师。但这部分只占国军的战斗系列的一个很小部分，不可能完全依靠。

四五年八月，如果愿意和中共和谈，无非两个结果；第一是两党分治，各自占一块地盘，中国演变成东西德，南北韩那样的局面；第二是实现议会政治，军队国家化，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这样，不管是那一种，美国必然要扶持中国，以成为远东代理人，以抗衡苏联，也必然会有欧洲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中国取代今天日本的地位。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当时连毛泽东都开始实施复员计划了，这实在是中国最好的机会。

东北形势方面，国民党在战略层面决策和分析能力的缺乏，完全暴露出来。

首先是对东北地位的不重视。以当时形势而言，国共双方，谁占领了东北，谁就能得到天下。蒋介石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

中共就一直有放弃整个关内，到关外发展的打算。放弃关内，发展关外的决策是刘少奇决定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重庆谈判，无法抽身。兵贵神速，要把关内主力调到关外，不可能等到重庆谈判结束后才执行。这样的重大战略决策，刘少奇可以在延安拍板，毛泽东不会说“等我们回来再决定”，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共高层是完全肝胆相照，互相信任的。

蒋介石一直误判东北形势，以为东北的局面，外交大于内政，主力一直在外交战场，内政不重视，东北主官一直如走马灯般换。

毛泽东的认识很清醒，内政大于外交，东北党政军大权一直都归在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早期林彪打了败仗，质疑他的人很多，毛泽东还进一步扩大林彪的权力，让他做东北王。

我有个问题搞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没有考虑过发挥原来东北军的作用？甚至放张学良回去？哪怕是挂名的也好。

国民党在东北的惨败，是败在政治，而非军事。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都是处于优势。

如果能发挥原来东北军的力量，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上，也许可以创出另一幅局面。

这些复杂的问题，当时蒋介石完全无法与人商议，只懂得用简单的军事思维，导致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