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9日星期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

“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有一幕,杨立仁听到毛泽东终于要来重庆时,怒不可抑,说他们害了领袖,误导了领袖。

我在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时候,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是谁在向蒋介石提供战略情报,提供战略建议,和最高领袖商量国事呢?

在战略层面没有研究,也许是当时蒋介石最大的缺点。当时国民政府人才很多,对国际时事了解的人也不少,但不能接近决策圈子。

在国民党高层,比较有见解是桂系,但和蒋是政敌,无法谋事。所以,在最高层的战略决策上,蒋介石等于是独断独行,一个人行事了。

共产党这边,当时的决策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可以和睦共事,四个人的脑子,怎样也比一个人好使。

蒋介石对日本投降没有预案,这也真是不可理解的。

日本投降时,国军主力都在滇缅这个无关紧要的战场,战略上的愚蠢,也令人难以理解。

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召开“七大”,确立领导班子,展现惊人的判断力。“七大”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事,筹备了很多年,各个军区领导人都集中延安,一开完会日本就投降了,刚好可以按部署去全国行动。

时机的把握也妙到巅峰。“七大”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不能提前开(之前台面上的领袖是张闻天),否则共产国际不满意,引来打压;但也不能在日本投降后开,否则影响全国的战局。

“七大”的筹备工作从三七年就开始了,清算完张国焘以后就可以就绪了,但一直迟迟不召开,要等到一九四五年,也就是说,中共当时已经可以判断出日本会在一九四五年投降了。和国民党相比,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何等高明。

“人间正道是沧桑”和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也让我想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当时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远胜国民党。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是苏联指导的,提供技术支援和培训,等于是直接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转移。而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虽然貌似强大,但一直是野路子,是帮派暴力和中国政治的混合体,所以相差很远。 搞情报工作,中共是专业的,而国民党是业余的。

同样道理,以战略分析的功力来说,当时中共也得到了苏联的真传,很多技术人员都在莫斯科培训过,而高层的分析也大致规范。相比之下,蒋介石这边的战略分析就显得很粗糙。美国人想传授一些,但不成功;反而中共能得到苏联的真传。

除了对日本何时投降的时机判断不出来以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的那一刻,蒋介石的致命战略判断失误还有两个。

第一,是错误估计国军的战斗力。

第二,是没有准确估计东北的形势。

国军战斗力方面,蒋介石的估计过高。真不知道他的乐观基础何来。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军的表现很差。前期的不用说,后期的作战,在装备已经优胜过日军的情况下,四四年的湘桂作战还是一败涂地。

共军的战斗力如何,尤其是共军占领区的战争潜力,动员机制,后勤等,蒋介石也毫无研究。

蒋介石所持的,无非是所谓的“五大主力”,那几十个美械装备师。但这部分只占国军的战斗系列的一个很小部分,不可能完全依靠。

四五年八月,如果愿意和中共和谈,无非两个结果;第一是两党分治,各自占一块地盘,中国演变成东西德,南北韩那样的局面;第二是实现议会政治,军队国家化,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这样,不管是那一种,美国必然要扶持中国,以成为远东代理人,以抗衡苏联,也必然会有欧洲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中国取代今天日本的地位。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当时连毛泽东都开始实施复员计划了,这实在是中国最好的机会。

东北形势方面,国民党在战略层面决策和分析能力的缺乏,完全暴露出来。

首先是对东北地位的不重视。以当时形势而言,国共双方,谁占领了东北,谁就能得到天下。蒋介石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

中共就一直有放弃整个关内,到关外发展的打算。放弃关内,发展关外的决策是刘少奇决定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重庆谈判,无法抽身。兵贵神速,要把关内主力调到关外,不可能等到重庆谈判结束后才执行。这样的重大战略决策,刘少奇可以在延安拍板,毛泽东不会说“等我们回来再决定”,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共高层是完全肝胆相照,互相信任的。

蒋介石一直误判东北形势,以为东北的局面,外交大于内政,主力一直在外交战场,内政不重视,东北主官一直如走马灯般换。

毛泽东的认识很清醒,内政大于外交,东北党政军大权一直都归在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早期林彪打了败仗,质疑他的人很多,毛泽东还进一步扩大林彪的权力,让他做东北王。

我有个问题搞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没有考虑过发挥原来东北军的作用?甚至放张学良回去?哪怕是挂名的也好。

国民党在东北的惨败,是败在政治,而非军事。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都是处于优势。

如果能发挥原来东北军的力量,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上,也许可以创出另一幅局面。

这些复杂的问题,当时蒋介石完全无法与人商议,只懂得用简单的军事思维,导致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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