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中國為什麼沒有喬佈斯﹖

對這個問題﹐流行答案有很多﹐例如中國的創新機製不行﹐不尊重知識產權﹐文化不鼓勵獨立獨行等。但我想﹐這些答案都沒有觸及矽谷文化的核心﹕反建制和無政府主義。

矽谷文化的起源﹐是來自當時反越戰反政府的文化反思﹐很多先驅人物都有坐牢的經驗。當時那些人的想法是﹐以技術的力量達致人的“解放”﹐打破政府和大機構的壟斷。他們的獨立異行﹐背後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含義﹐喬佈斯當然是這股文化的傳承者。

中國文化當然可以創新﹐也有很濃烈的“江湖文化”﹐典型的例子就是馬雲和他的阿里巴巴﹐可以發展出自己的IT文化。

但中國人的社會﹐還是以官府﹐權威最為尊崇﹐視為主流。水滸傳里的粱山好漢﹐最後還是被招安﹐西遊記里孫猴子最後也是臣服。

中國文化沒有那種骨子里的造反精神﹐所以也就無法有矽谷那種無所畏懼﹐大破大立的作風。阿里巴巴和騰訊也不過是山寨化後的產物﹐在科技產品方面﹐原創性的東西幾乎沒有。

2011年10月29日星期六

日本人在打鼓

又看了一遍“南京﹗南京﹗”﹐第2次在電腦上跳着看。每次看到片尾日本人打鼓的那段就一直流淚﹐鼓聲一響﹐淚水就流個不停。

前面的燒殺奸虐﹐很多時候是一種壓抑的感覺﹐命運的無力﹐弱者在強者面前的無力﹐無法抗拒宿命﹐為他們揪心。但打鼓的這段﹐讓人感到憤怒和絕望﹐這是導演陸川最為出色的地方。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香港中共的策略-2

香港中共面臨的策略轉變有兩個﹐一個是發展策略﹐一個是鬥爭策略﹐某種程度上﹐這兩個問題也互相關聯﹐甚至是一體的。

在考慮這些策略問題之前﹐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要被觸及的﹐就是“掛牌子”的問題﹐既香港中共的存在應否公開化和合法化。

中共黨委在內地每一級政府都地位崇高﹐偏偏在香港﹐卻行事隱秘﹐以地下狀態存在﹐這實在不是當世第一大黨的氣象。不管中共﹐中國人﹐甚至香港人﹐都有別扭的感覺。

另一方面﹐中共的統治聲望正隆﹐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肯定也有很多人想入黨﹐加入執政團體﹐但香港中共以地下狀態存在﹐連入黨申請書也不知道那裡去交﹐實際上對香港人也不公平﹐等於剝奪了參政的權力。

而且﹐香港黨務工作的關係沒有理順﹐政出多口﹐添加神秘﹐再加上別有用心的人渾水摸魚﹐欽差大臣滿地行走﹐也是香港回歸後政局一片混亂的原因。

當然﹐要把中共在香港合法化公開化﹐會面臨很多技術問題。首先﹐黨大於法﹐這是不容挑戰的規律﹐如果香港中共要公開存在﹐法律問題必須解決﹐這是中共肯定不願意的。

即使在內地﹐中共的法律地位也是被刻意迴避的。人人皆知﹐黨領導一切﹐而且一黨專政﹐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法律作出這樣的規定。黨的領導地位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提及了一下﹐而且是在“序言”的部份。至於黨的組成﹐黨和政府的關係﹐黨如何體現領導作用﹐從來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去作出規定。而且這也一點不妨礙黨的政法委領導一切法律工作﹐包括拘捕﹐檢控﹐判決﹐法律條文的解釋等。

好了﹐就算在香港﹐能終於起草了一部“政黨法”﹐對中共的地位加以了闡述﹐功能給予了界定﹐將來也必然面對無窮無盡司法複核的麻煩﹐可以想象到公民黨到時會對這樣的官司有多熱心﹐這是中共更不想面對的。

徹底的解決方法是修改“基本法”﹐確認中共的法律地位﹐同時也把一黨專政﹐唯黨獨尊的內容寫進去﹐但這肯定又是香港人民不會同意的。

所以在可見的將來﹐香港中共的存在狀態都將一直很尷尬﹐這也是它一系列鬥爭矛盾的根源。

待續。

香港中共的策略- 1

香港有多少個中共黨員﹐我想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甚至恐怕連中聯辦自己也沒有統計數字。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問“中共黨員”是指什麼﹐不同的定義﹐數字可以相差很大。我想﹐香港中共黨員可以分為移民黨員﹐工作黨員﹐地下黨員三大類。只有第三類才是核心的﹐是真正意義上的香港共產黨員。

第一類是只具有黨員身份的新移民﹐這類人數目很多﹐不足為奇。中國內地有七千萬黨員﹐按人口比例﹐來港新移民中具備黨員身份的也不少﹐但沒有特別含義。特別是內地高校﹐高學歷人士多數都入了黨﹐只是一種找工作的手段﹐當他們以種種方式來港後﹐這個黨員身份自然也不重要。

對一個黨員來說﹐關鍵的是他的“組織關係”放在那裡。這類為數眾多的移民黨員﹐組織關係當然不可能放在中聯辦﹐連黨費恐怕也沒有人會去交(理論上是收入的百分之二)。

中聯辦真正的稱呼是“香港工作委員會”﹐中聯辦主任的真正身份是“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等同省委書記級別﹐主要工作是領導香港黨委工作﹐任務範圍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得多﹐和香港政府打交道﹐恐怕是最不重要的一項了。

第二類是“工作黨員”﹐例如國企﹐紅籌﹐駐港機構的黨員﹐人在香港﹐但組織關係還在各自的機構。

我見過還有一類的工作黨員﹐是內地派來的﹐但在華資機構工作﹐從事統戰﹐協調一類的工作。香港華資機構自然沒有黨組織﹐我聽到的是﹐他的黨費要在中聯辦交。但組織關係不知如何計算了。

還有一種聽到的情況是﹐駐港國企在香港員工中吸收黨員﹐理由也很現實﹐國企派港員工不會多﹐黨員更少﹐有時候會少 過三個人﹐公司無法在香港成立黨支部 (按黨章起碼要有三人才可以成立支部)﹐自然在政治上很吃虧。當然﹐能給予邀請的人﹐自然是信得過的人﹐而且前途無量的那種。但這種也和意識形態無關﹐是工作的需要﹐也和中聯辦沒有多大關係。

我想﹐一般人比較關注的﹐是中聯辦﹐也就是香港工委﹐自己發展﹐自己領導﹐有組織關係的那類香港中共黨員﹐這類人有多少﹐中聯辦自己也肯定是有譜的。

不過﹐有一些概念是要先理清楚的。香港是屬於“白區”﹐中共是以地下黨方式運作﹐和內地的公開方式截然不同。

地下黨的方式﹐有很多規矩﹐其中有一條就是﹐對黨員身份要絕對隱瞞﹐這方面有很多例子。例如宋慶齡很早就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地位很高﹐但她一直多次公開否認﹐至死都不公開﹐這是黨的工作需要﹐也是允許的。

所以﹐香港很多很爭議的政治人物多次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也不能當真﹐也是出於鬥爭策略的需要。

香港有多少這類地下黨員﹐香港中共的發展策略和鬥爭策略是怎樣的﹖以我所理解的﹐香港中共的策略和意圖已經起了很大變化。他們有什麼打算﹖我想﹐這是一個關乎香港未來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甚至比什麼政改都重要得多﹐可惜香港幾乎人沒有去留意。

其實﹐中共的存在是事實﹐在當今中國和香港也實質上是正統的統治力量。但非要搞得這麼神秘和不透明﹐對香港和內地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

2011年10月21日星期五

地方發債

內銀有三大炸彈:策略股東減持、地方債、民間高利貸。第一個炸彈已經引爆,也導致了前一輪的下跌;第二個炸彈最大鑊,因為深不見底;第三個炸彈剛剛浮面,人心恐懼,但我覺得不是致命的,因為只要有需要,共產黨可以把那些放高利貸的都抓起來,甚至槍斃,債務一筆清,不可能讓它影響政權穩定。

昨天中央准許四個城市自己發債,等於第二個炸彈開始在拆了,影響深遠。

中國地方債的問題不在於太多,地方政府還不起,而在於結構不合理,很多是短債,還款期集中在近期,而又偏偏碰在現在房地產調控。地方政府收入一半來自賣地,危機程度可以想見。

中央允許地方發債,等於buy time,地方債問題本來是死局,現在出現了一線曙光。

這是政策轉向的第一個信號,而且是意義很重大的信號。

另外,地方發債,資源稅歸地方,地方政府開始多了水路,也不會被土地財政逼得那麼急了,中央和地方,可以更松容地和房地產商開戰了。

既然中央決定把地產商打倒,已成定局,局面的放鬆反而是好事,起碼不用象以前那樣玉石俱焚,魚死網破。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四萬億的三個問題

一、“擠出效應”

四萬億的後遺症,把經濟教科書上的“擠出效應”完整地演繹了一次。“擠出效應”是說,政府增加財政支出,雖然短期內有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會造成資金緊張,利率升高,私營經濟的投資規模相應減少,所以最後沒有效果。

而由於公營經濟效率比較低,私營經濟被擠出後,增加的投資還會有所耗損,用術語來說,就是財政乘數小於一。

凱恩斯说,財政乘數會大於一,因为一分錢的政府投資,會帶動經濟增長大於一的效果,而“擠出效應”則說明了,這一分錢的投資,最終整個社會的受惠程度遠遠小於一。

中國利率市場不開放,“擠出效應”不是直接從利率的調升來反應。政府用調控的手段,來收緊銀根,對私營經濟造成的“擠出效應”損害更大。

二、逆向選擇

當政府推出四萬億的時候,由於是公營資金,投資都是流向最沒有效益的項目,例如高速公路、高鐵。

而當政府要抽回四萬億的時候,國有企業的資金不能抽回,只能向私營部門下手。

也就是說,私營經濟沒有享受到四萬億的好處,但當出了問題的時候,卻要來承擔後果,包括成本上漲,銀根抽緊,這是比“擠出效應”更加大的傷害。

客觀效果上,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能留下來的,都是效益差的項目,而效益好的項目反而被淘汰。

既然如此,也難怪部分企業老闆,盡地一博,反正遊戲規則如此,左右都是輸,還不如做最高風險的項目。客觀上又加劇了逆向選擇。

三、君貴民輕

清朝末年,滿清權貴也有同樣的選擇,是社稷重,還是民生為重,他們的選擇是前者。實際上,作為專制者,他們很難有別的選擇。

2008年的時候,既然要拿四萬億出來救市,如果能撒向民間,中小民企減稅,貸款扶持,中國經濟現在一定會健康很多,也不會有這麼多的後患。

但這可能嗎?

先不說,政府拿出來的四萬億,體制中人人要分一杯羹,都要抽佣抽水,不可能直接發給民眾。

更重要的,一個真正蓬勃的民營經濟,如果真的成了氣候,對現有政權是莫大的威脅,資金只能流向共和國的長子,流向自己人。

經濟改革,而政治體制不改革的惡果,就只能這樣一再為民間承受了。

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中國次貸-5

(1)
抱著極大的興趣,我在這個週末看了有關溫州高利貸的材料,方方面面的觀點都看到了,起碼不下二三十萬字。

首先要說的是,溫州債務危機現在有曙光出現,因欠20億高利貸,早前跑路的胡福林在10月10日已經回來。最重要的的是,他的最大債主,溫州中行不單沒有和他算帳,反而再借了2億給他度難關!

當然,胡福林現在24小時都必須待在廠房生產自救,相信身邊也很多公安牢牢看著。

胡福林的運氣實在太好了,如果不是因為全國知名,成為了債務危機的標誌性人物,中央也不會點名放水給他。背後都是政治性的考慮。

看了這麼多材料,我對溫州債務危機中的幾個知名人士的事蹟,也是耳熟能詳了,除了胡福林,還有王曉東、阿慧、陳繁容等,這些都是將來在中國經濟史上有位置的人物。

(2)
“兩溫兩高事件”,既溫州高鐵和溫州高利貸事件,全國所有的媒體都集中報導,幾乎所有媒體都用來做封面,大篇幅報導,深入分析。

和鐵道部不同的是,銀監會很多人都有海歸背景,比較開明,所以將來應該不會象溫州高鐵那樣,所有的分析報導事後都被封殺,了無蹤影。這點難能可貴。

觀點大致有兩類:

第一類是認為不應該救溫州,救溫州高利貸就是救賭徒,必須讓他們自食其果。也是對中國近年來的歪風邪氣,浮燥心理的一個修正。

第二類觀點是,溫州債務危機是政府的責任,是長期以來錯誤民企政策和金融缺失一次集中爆發,應該借此機會,重新更改政策。

比較有意思的資料是,原來溫州之前已經爆發過兩次類似的民間債務危機,對上一次在1986年的跑路潮,有900多個企業家跑路,而現在還不到90個,從這點來說,現在這次危機還算不上嚴重。

不過,對於香港人比較關注的視角,對內銀和內房有什麼衝擊,內地傳媒關注的比較少。始終內地比較務虛。

我最欣賞的觀點是馬光遠的,他認為,出現這樣的危機絕非盛世之象,如不正面面對,將難逃中國歷史興衰的週期。這是我最喜歡的觀點。

明、清的衰亡,都和當時民間金融的破敗息息相關,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才能全面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次危機。

這次的閱讀,我對溫州高利貸問題很多疑惑都得到了解答,但還是剩下一個最大的疑惑:

溫州是怎樣墮落的?

“溫州模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面旗幟,刻苦耐勞,勤儉致富,全球知名。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當地有三成以上人口信基督教,就算在文革時也沒有受到影響,新教倫理和中國文化結合,成就了溫州人的商業素質。

溫州為什麼會墮落成這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這個角度,內地傳媒還是沒有給予關注,也是一個遺憾。

如果連溫州都墮落成這樣,在財富泡沫前,商業倫理和道德底線全面失守,那其他的地方呢?

2011年10月16日星期日

中國次貸 -4

和朋友吃飯聊天﹐聊到溫州高利貸問題﹐乘記憶力還在﹐把當時大家說的一些觀點記下來。


朋友的觀點﹕


1﹐最大的問題是和銀行之間沒有防火牆。也不知道多少銀行資金流入民間借貸。如果以三萬億計(劉明康曾經說過的數字)﹐其中一半壞帳﹐就是1點5萬億﹐超過所有內銀1年的盈利。


2﹐以他親身聽到的例子﹐內地這類私下借款﹐把公數拿出來放﹐相當普遍﹐而且規模驚人。如果出事﹐衝擊更大。


3﹐內地樓市會死得更快。現在銷量那麼低﹐已經快爆了﹐可能很快就會有內房大面積出事了。


4﹐以往的坊間智慧是﹐在換屆前﹐中央不會有大動作。這次中央打壓樓市的力度和決心﹐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5﹐地方債和現在高利貸危機﹐都加大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樓市博弈的籌碼。因為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最後解決﹐要靠中央出錢來買單﹐地方政府這時就像想要錢的孩子一樣﹐之只能對父母更加言聽計從。


6﹐高利貸﹐樓市﹐內銀﹐地方債﹐這些問題加在一起﹐中國的經濟形勢堪憂﹐起碼股市還將是一路看淡。


7﹐我問﹐如果高利貸問題那麼嚴重﹐為什麼香港樓市沒有反應﹖難道不需要撲水回去救命麼﹖朋友說﹐第一﹕香港樓市的資金太少。如果出事﹐涉及的規模都是億億聲﹐香港的所謂豪宅最多也是幾千萬﹐無濟于事。第二﹐這些錢﹐好不容易出了境﹐如果要走佬﹐這些錢就是救命錢﹐傍身錢﹔而調回境內﹐則渣都無﹐傻瓜才會賣香港的樓去還大陸的高利貸。


這個解答﹐讓我其中一個疑問比較清晰了。


我的觀點﹕


1﹐我最大的關注是﹐所有那些從年初起看淡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人﹐當初考慮的時候﹐有沒有把高利貸的因素納在其中﹖


高利貸的問題﹐並不是現在第一天冒出來﹐從四月起﹐我就不斷看到有關的報道。而高利貸的規模﹐全民參與程度﹐更是一早已知的事實﹐如果有心調查﹐早就可以知道。


以我印象中這些看淡中國的言論﹐出發點都是中央宏調﹐緊縮政策﹐或人口紅利﹐好像沒有人專門從高利貸出發。

因為這關係到所有人﹐包括中央﹐對這個問題的把握程度﹐到底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2﹐高鐵在溫州出事﹐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中國高鐵有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出事是遲早的事﹐只不過未必在溫州而已。


從這點來說﹐高鐵事故不是病體本身﹐而是病狀病征﹐反映的是整個中國發展思路和模式存在的問題。


同樣﹐從軟件來說﹐高利貸危機也只是病征﹐反應中國經濟社會上存在嚴重病症。60厘的貸款﹐而人人還是熱此不疲﹐說明中國金融體系和經濟結構病的很嚴重。就好像越是高燒﹐說明背後的病越嚴重一樣。


3﹐歐債雖然解決無期﹐但起碼有路線圖。而現在中國高利貸解決﹐連路線圖都沒有﹐到底解決方案應該怎樣﹐還是毫無頭緒。其中﹐有對道德風險的爭議﹐也有對問題的規模﹐無從把握。


朋友說﹐步驟無非是﹐第一﹐建立銀行和高利貸之間的防火牆﹔第二﹐穩定信心﹐不要全部一起call loan﹐否則會造成金融體系的崩潰﹔第三﹐設定利率上限﹐和削債﹐一步一步來。他覺得中央正在朝這個方向做。


4﹐我對此不抱樂觀。我的看法是﹐之前三角債﹐國投問題也要搞那麼久﹐中國高利貸問題﹐起碼也要搞三年﹐在這個期間﹐這個問題會一直浮出來﹐困擾經濟。


另外﹐民間借貸一向是年關結算﹐所以高利貸危機的高峰本來應該是在幾個月後。但現在形勢的發展把這個時間點提前了﹐所以未來一兩個月是最為關鍵的時刻。


5﹐和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相比﹐我更關心的是對社會的衝擊。內地沒有破產法﹐那麼多人欠債﹐而還不了﹐到底最後該如何收場﹖難道都抓起來坐牢﹖


我的理解﹐內地很多小城市的中層公務員都參與高利貸﹐銀行主動上門借錢﹐公務員再轉貸出去賺利差。過去都不覺得有問題﹐現在要上身﹐如果下線債仔跑了﹐恐怕這些公務都將無心工作﹐只想一心如何儘快撈錢填數﹐政府功能甚至将癱瘓。


6﹐關於內房的問題。中國一向的規律是﹐當有一個行業出現賺大錢的機會﹐必然是收歸國有﹐民營資本被逐離。這麼多年來﹐房地產是唯一剩下的允許民營資本存在的暴利行業﹐因為政府要靠房地產商來推動建設。


現在中央思路有所轉變﹐城市建設已經到了一個程度﹐而經營城市的理念也不再那麼得到追崇﹐對政府來說﹐房地產商的利用價值已經沒有那麼高﹐必然要棄之。


對中央來說﹐房地產調控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樓價跌﹐而是要房地產商死﹐讓出位子來給國企入場。這是中國過去行業發展一向的規律。


以中央以往的作風﹐整頓的結局不單是要大批房地產企業倒閉﹐而且是要一批房企老闆出事﹐坐牢入獄(參考以往鋼鐵﹐民航的例子)﹐才能有足夠的震懾力﹐而現在離這個階段還很遠﹐所以房地產調控結束還很遠。中央还不会收手。


朋友的看法沒那麼悲觀﹐中央只是要房地產商吐一些錢出來﹐例如幫手搞保障房﹐就會放過了。


7﹐這兩天從15號看到18號的六中全會就備受關注了﹐雖然主題是文化發展﹐但肯定不是談這個。由於政策面已經緊無再緊﹐任何政策的變動﹐都會被市場理解為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2011年10月14日星期五

最新牛熊走勢圖



供參考。從9月尾起,牛證街貨水平就大幅低於月度歷史平均水平,而且偏离程度一直扩大。

2011年10月13日星期四

中國次貸-3

(1)
中國高利貸的致命之處在於,中國沒有個人破產制度,也沒有個人信貸資料機構,所以當一個人還不起高利貸時,左右都是死,只會越借越大,鋌而走險,不能自拔。

情況就好象中國的死刑制度一樣,一個刑事犯殺了人,自知必死,再殺人的機會成本是零,所以就心狠手辣,肆無忌憚。

個人破產制度和信貸資料庫,是西方式金融體系的防線,保護借款人,也保護放款人,為社會體系和金融體系之間設立防火牆,借款人有翻身機會,放款人也有保障,在信貸資料健全的情況下,也可以談債務重組。

中國式的高利貸,由於沒有金融制度在背後,成為“民間借貸”,也就是江湖規律話事,無論對借款還是放款人來說,都是一個“all or nothing”的遊戲,所以利息那麼高也是必然的。

江湖化的民間借貸惡化,背後推波助瀾的還有江湖化的,政經不分,帳面無比混亂的國企文化。國企帶頭放數,因為有頭有面,銀行系統,金融系統也無法制衡。

金融制度的缺失,加上腐敗的國企制度所起的乘數效應,令高利貸問題迅速放大。當時只要樓價跌5%,就可美國次按問題惡化;而中國樓價還沒有實質性下跌,經濟還在高速增長,高利貸危機就已爆發,說明中國的金融環境還是非常脆弱。如果真的經濟不景來臨,還不知將造成多的災難。

(2)
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如果單單只看這面,很容易得出高利貸問題無法解決,而且是中國的系統性風險,比得上美國次貸和歐債的看法。

沒錯,中國“江湖化”的金融格局和國企文化,造成今日這樣的局面;但恰恰是“江湖化”的政權,以毒攻毒,才能抑制高利貸惡化。而這點,正好是外界所忽略的。

現在反思辛亥革命,1910年上海股市股災,造成民間金融破產,清政權的金主,江浙資本、山西票號背離朝廷,是清朝倒臺的主要原因。

正因為民間借貸的江湖化,蔓延下去,會造成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問題,影響中共的地位,自然是不被允許的。如果要說黑社會,中共自己就是最大的暴力團體,沒有任何組織可以惡得過它,而且行事可以無法無天。

當年中共建政時,是怎樣處理農村高利貸,萬年貸的?不單燒數薄,而且鎮壓地主,從肉體上消滅,當年的農民債仔無不歡欣鼓舞,投身革命。

直到現在,民間集資、放數仍是重罪,現在還很多個死刑犯在押。

實在處理不了,中央一聲令下,所有民間借貸債權債務一律取消,也不是什麼難事,也看不出有多大影響。

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面前,中央的籌碼很多,要放數要收數,都是一句話的事,所以不會出很大問題。

下半年牛熊證走勢圖


我自己畫的,供大家參考。一般的規律是,如果牛證比例高,則大市跌,反之升。具體來說,就是如果2天線和5天線在20天線下方,大市比較穩;如在20天線上方,則大市急跌。

牛熊證成交每天100多億,占成交15%以上,對大市影響當然很大。

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例如9月尾10月初的幾天,沽空額大過牛熊證成交,結果就是前者話事,上述規律不起作用。就算2天線和5天線在20天線下方,大市還是照跌。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樓價和股市走勢


施政報告前,我做了這張圖,供大家參考。

2011年10月6日星期四

中國次貸-2

溫州次貸風波的根源,來自地產調控。

雖然個別高利貸達到100厘以上,但相信40厘到60厘是主流,而主要借款是流向地產商。

中央把地產商當作階級敵人,限貸限購,不打死不甘休,但地產商還是不肯減價。

對地產商來說,左右是死,降價是死,不降價也是死,不如來個魚死網破,借多更多明知道還不起的貴利,把金融也綁架上去。

這是一場越來越大的賭局,對地產商來說,押的賭注越多,勝算越大。

而自1998年以來,每一次中央和地產商的對賭,地產商還沒有輸過的。

這是一場中國式的博弈,借60厘的人和肯借60厘的人,都不是傻瓜,大家都明白這場遊戲的規則。

這場貓和老鼠的遊戲,從80年代開始,就已經玩過很多次了。試算算,一個溫州商人,從八十年代到現在,要經歷多少次破產,跑路。這種風浪早見慣了。

所有的銀會都要在年關結算,這場大博弈,已經快到決定勝負的最後關頭。中央這次贏過地產商,需要無比的政治勇氣和技巧。這是一次無比艱難的戰役。

中國次貸

美國次貸的問題在於“too big to be fall”,華爾街劫持了華盛頓,美國的救市無法發揮作用。

中國的次貸,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溫總在溫州救市,自然會帶來這個問題,會不會有道德風險。救了這次高利貸,大家想最後總有中央來收拾局面,下次可以再玩得更大,沒完沒了。

我覺得中國國情略有不同。現在政府承諾救的是24厘以內的“高息”,溫州高利貸大部份是60厘以上,該損失的還是要損失。

救溫州最重要的一條,是不許暴力討債,打黑。試想想,那些跑路的老闆,原本借得是60厘,現在只要換24厘,等於是賺了,自然願意回來談債務重組。

溫州救債,靠的是公安、工商等行政力量,而不是金融手段,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拿手的。

最重要的,中國的行政官員都身經百戰,實戰經驗豐富。從八十年代起,這種民間信貸金融危機就層出不窮,處理經驗豐富,比聯儲局那些蛋頭學者要高明得多。比起以前的農村信用社危機,國投危機,溫州高利貸只是小兒科而已。

有一種說法是,綜觀近期以來的表現,克強同志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還是有所不足;中國經濟面臨轉軌,金融戰場更加重要,歧山同志似乎更加合適擔任總理的重任。

看來十八大前還是有變數。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清朝為什麼會滅亡?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取消了科舉制度,造成了人才斷層,但又沒有考慮執政團隊的建設。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上海股市在1910年發生股災,江浙資本大傷元氣,放棄了對朝廷的支持(江浙資本是晚清和民國的重要支柱);四川鐵路管理層大量虧空,造成爛攤子,國家不認帳(四川鐵路的資金是來自民間的強行攤派),造成民間動盪。這些都是造成革命火花的底因。

但以國家實力而言,當時清朝並無必亡的原因。當時綜合國力遠遠大於之前多次的內憂外患,太平天國,八國聯軍,那麼多危機都度過了;而經過數十年的自強建設,鐵路、電報、礦山,大清國已在朝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方向邁進。而且,由於開放貿易,清政府從關稅得到收入豐富,財政狀況非常良好。

清廷斷然廢除科舉,等於斷了傳統知識份子的希望,從而對朝廷離心。科舉制度出身的文人自古以來是維持道統的核心,清廷等於自毀長城。

2011年10月2日星期日

安全檢查

我在想﹐中煤的山西礦井什麼時候能復產﹖

投行的分析都是以一個月來計算。

理論上﹐最快是停產兩個禮拜﹐第一個禮拜安全檢查﹐準備報告﹐第二個禮拜驗收。但現在兩個禮拜已經過去了。

不要忘記﹐出事的金海洋礦井﹐背後是很多故事的。可以說是整個山西官煤民煤之爭的最典型個案﹐這次出事﹐歷史上的因素很多﹐不能怪中煤。

如果是姿態﹐走過場﹐兩個禮拜就應該復產了。

不要忘記以下這個事實﹐今年為止﹐所有以“安全檢查”為名而導致的停頓﹐到現在還沒有一宗能恢復的個案。

三月份﹐全國核電安全大檢查﹐所有新項目停頓﹐到現在也沒有恢復的日程。

九月份渤海蓬萊油田的停產﹐以及全國所有化工項目的停止﹐到現在也沒有鬆動的跡象。

七月動車事故後的安全大檢查﹐不但所有新項目停工﹐現在連在建項目也停工了﹐而且是全國範圍的。

所有這些事故的背後﹐都有兩點是共同的﹐第一是株連﹐所有其他的項目﹐那怕是不相關的﹐全部要牽涉進去。

第二點更為可怕﹐到現在為止﹐所有這些因意外事故導致的大規模停頓﹐完全沒有絲毫放鬆的跡象。

讓人的感覺﹐是刻意為之。是利用政治的手段﹐借題發揮﹐死死不放﹐儘量擴大打擊面。

看起來這些背後都有政治上的意圖﹐背後的考慮﹐遠遠超過事件的本身。

讓人的疑惑是﹐這是為什麼呢﹖這背後的意圖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