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与汇改

（1）
余曾辩论，没有全部看完。但从媒体来看，曾的表现评价不好。

回忆起一些有关辩论的往事。香港学界有粤辩，国辩，英辩三种。中学时玩过粤辩，大学玩过国辩，英辩没有玩过。

粤辩大致讲究逻辑性和临场反应，国辩和粤辩的风格完全不同。国辩讲究的是“主线”。国辩的训练，大都是锤炼出那条“主线”，如果能砌得出来，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半的工作。

国辩主线大概有几个标准，第一，必须非常简练，两句话能说完，不能超过一百字。

第二，必须比辩论的议题高“半格”。例如说，辩论的题目是“不应该怎样”，主线就必须立论于“该怎样”。例如说，辩论题目是“废除死刑“，从粤辩的角度来说，只要论证死刑利弊就可以了；但一篇合格的国辩主线，五十字说死刑不好，起码还要有五十字必须说“如何才能社会和谐，罪与罚的关系”之类。一定要有理论上可以升华的空间，在最后唱高调之用。否则就算把对方驳倒了，评判也不会给高分。

第三当然就是，讨论主线的过程非常重要，虽然是短短两句话，但背后涉及的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框架。

粤辩和国辩的辩题很不一样，粤辩的题目是单一而聚焦的，是很具体的，例如应否扩大禁烟之类。国辩的题目都是判断性，焦点很模糊，例如“人性本善或本恶“（这是国际大专赛当年最出名的一条题目，经典比赛，胜出的是人性本恶，胜方复旦大学队的主线非常精彩，以顾城的诗做总结，但背后是十几个教授的功力）。

不经过讨论，透彻理解，这样的主线很难建起来。以经验而言，这样的主线起码要四个人花十小时以上时间才能建起来。

至于粤辩很讲究的比喻，国辩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主线有了，比喻不是什么难题。

我想，有关普选的辩论，背后的是非曲直先不要管，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更像是国辩的设置，而多粤辩的设置。

如果曾特首用国辩的手法，用哲学的理念来升华，模糊化，学理化，提出一个貌似庞大的主线和框架，表现会好很多。用粤辩针锋相对的方式，在这样一个立场和题目下，是以己之短应敌之长，很容易处下风。

从辩论的角度来说，立场本身没什么合理不合理的，但当抽签决定了，就要“上身”，完全投入，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理，对方说的都是荒谬。国辩的主线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看看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题目，什么千奇百怪的题目都有，立场本身不是问题。

（2）
央行汇改的长文，我看了好几次，不禁又想到这个国辩和粤辩风格的问题。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620/14438142061.shtml

首先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举世关注，当然也应该有英文版了。但不知道外国人看了有什么感觉，因为充满了很多“中国特色”的用词和表达方式，例如，文章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2005年7月建立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正确选择，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这是给全世界看的文章。照道理，这种文风，多数会给人取笑，而中央政府毫不顾忌，可见其自信程度。

第二个感想就是，当年领教的国辩风格，（应该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中文魅力完全展露无遗。

文章高度升华，概念性很强，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尽量不留破绽。

人民币应否升值，本来就像香港应否普选一样，是一个单一性，操作性的问题，问的是“what, how, when“这些直接问题。

但央行的文章，处处高调，处处占领高地，但对于直接问题就是不去回答，而是在展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框架。

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曾特首不先建立自己的框架，而疲于应付人家的问题，自然就很被动，处处受制，处于下风。同样，央行的文章，就没有像曾这样的毛病，专门去回应别人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自己去建立一套框架；对于这种问题，最重要的是高瓯建瓦，占领高地，才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