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有什么不好？

特首事件紧急关头打电话给三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非议的地方。人命关天，最为一个地区的最终行政首长，他可以采取一切认为觉得需要的措施。相比之下，外交礼仪只是小节。

前面有关舟曲的评论就已说过，当地父母官对于当地的人命是最终负责者，而不是中央。是他们的天职。

有评论说，第一，不应该打给三世，而应该打给对等的行政长官；第二，电话应由中联办，再外交部转接。

可是，人命关天，电话的有效性是第一考虑因素。如果外交部不肯转接怎么办？要请示几个小时怎么办？

电话不一定要接通。特首打这个电话本身就是出格的行为，正好能提醒菲律宾政府事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只不过信息没有被收到而已。

以下引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的一段评论：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31/041121005894.shtml
“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看来，事件给予人们的启示是——用著名经济学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话来说，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切价值都要重新打量。香港游客的悲剧，根本教训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需要决策机制的根本改变。

　　对于这次的菲律宾劫持事件，郭巍青认为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与风险。“别以为这是很深奥的概念，其实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进步和技术进步，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断裂，它会吞噬人的生命。”

　　“市场力量把香港游客带到菲律宾马尼拉那个广场上，但极其不幸地与一桩本地纠纷相交叉。地方事务劫持了全球市场，造成安全危机。”而问题是，“事情必须交给国家来办。明明是我的人被你的人侵害，但是我不可以干预你的主权，地方长官不可以给总统打电话，不可以提要求，只能回头通过极其复杂的程序做出政治决定，再通过外交管道，发出信号。中间有无数完全不透明的暗道机关。”

　　“于是所有人都通过最先进的传播技术看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国际关系的机器嘎吱嘎吱运转了14个小时之后，竟然是满座鲜血，一车破碎，8位无辜者魂断马尼拉。”

　　郭巍青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菲律宾这个国家本身。“问题在于，统一的全球市场带来的福利与机会，因为没有一个同样统一的全球机制来保障，结果就变成风险。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一旦陷入困境，能不能有全球范围的专业队伍来解救(需付费)。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其实，这是想象力欠缺问题，甚至是一个基本知识欠缺问题。因为，全球治理的需求与现存国家制度的矛盾，在理论界已经讨论了起码20年。就原则上说，如果可以有世界贸易组织，如果可以有世界银行，如果可以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也可以有，比方说，‘联合国反劫持机动大队’？”

　　“换句话说，并不需要菲律宾强大，也不需要中国强大。需要的是相反，在全球旅游市场上，需要每个国家放弃和让渡一部分主权，并且广开资源，组建全球游客的安全保障机制。需要每个国家协助这个机制，用非政治方式，用最好的技术，救人于水火。”他表示，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终于允许国际救援力量的进入，标志着我们在根本思维上的一项重大进步。这才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